綜上所述，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的人口經濟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異。那麼，馬克思古典經濟學是什麼呢?
一、人類羣體劃分的異同
古典經濟學是從生產領域研究人口與經濟的關係問題。
在對人口的劃分中，重農學派代表魁奈認爲凡是生產“純產品”的人口爲生產性人口，而其餘的人都是非生產性人口，非生產性人口不宜過多，否則會阻礙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實則，魁奈認爲的“純產品”也就是剩餘價值，所以，魁奈是從資本主義生產的角度來區分生產性人口和非生產性人口。
並且，魁奈是最早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社會人口的階級構成的經濟學家，他將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劃分爲三個階級，即“生產階級”(從事農業、捕魚業、採礦業等人口)、“不生產階級”(從事商業、工業等社會經濟事業的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地主、貴族、官吏等收取地租、賦稅的階級)。
配第同樣把人口分爲生產人口和非生產人口，即創造財富和不創造財富的人口。
配第認爲生產性人口的增加有利於社會財富的積累，而對於非生產人口可適當控制和減少，並提出了人口價值的概念，即人口的自然數量和社會數量。
自然數量也就是人口的數量，而人口社會數量則指人們透過技術、文化等勞動創造的財富數量。
配第認爲:“一個人，如果技藝高超，可以和許多人相抗衡。”所以，要提高人口的價值，則要重視人口的社會數量也就是人口素質的提升。
亞當?斯密從勞動價值論和生產勞動的觀點來區分生產人口和非生產人口，即從事生產價值和剩餘價值的人口爲生產人口，否則是進行無用勞動的，也就是非生產人口。
斯密認爲“有用的生產性勞動者人數，無論在什麼場合，都和推動勞動的資本量的大小及資本用途成比例。”斯密的'另一大貢獻則是把資本主義人口分爲三個階級，即工人階級、資本家階級、地主階級，這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階級構成做出的正確分析。
馬克思經濟學中對人口劃分的重點放在階級關係上。
馬克思在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特有人口經濟規律的同時，分析和闡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相對過剩人口的三種主要形式，即:流動的、潛伏的和停滯的過剩人口。
更爲重要的是，他把相對過剩人口規律與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結合起來考察，從而揭露了資本積累和無產階級貧困化的內在聯繫，充分論證了工人貧困和相對過剩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儘管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派對於人口的劃分問題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兩者都強調人口質量的重要性，認爲人口素質的提高，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
馬克思贊同魁奈等認爲人口與財富、生活資料之間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否則將阻礙經濟發展。
他們都看到了人口與經濟之間相互制約的關係，故而應該積極干預和引導人口增長。
二、對過剩人口問題論述的差異性
馬爾薩斯提出的是“絕對”過剩人口，他的兩個級數原理認爲人口增長的速度要遠遠超出土地生產的能力，而資本主義社會一切貧困和罪惡的根源就在於人類如同整個生物界一樣生來就具有超速繁殖力，因此要採取一定的人口抑制措施。
李嘉圖繼承了馬爾薩斯的土地收益遞減的思想，但他認爲人口過剩的解決辦法是加速資本積累，而非減少人口。
同時，李嘉圖認爲，機器最終排擠了工人，機器的使用雖然增加了國家財富，但也可以使人口過剩。
馬克思因此對李嘉圖有着高度評價，認爲李嘉圖不僅把機器看作是生產商品的手段，還把它看作是生產過剩人口的手段。
西斯蒙第認爲，國家繁榮的標誌是財富與人口的比例適當。
只有“各個階層都能得到溫飽，財富纔是一件好東西;只有每個人都能透過勞動得到適當的生活，人口才是一個優點”。
同時西斯蒙第繼承了李嘉圖的機器替代工人造成失業的思想，他認爲機器本身不會損害工人，而機器使用的資本主義性質纔是罪魁禍首，爲此，列寧認爲西斯蒙第指出了機器的資本主義使用的矛盾性，這是極大的進步。
但他最終並沒有追究到根本原因即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馬克思認爲由於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經濟不斷髮展，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可變資本相對減少，勞動者最終被驅逐出生產的過程，也就導致相對過剩人口，所以，相對人口過剩實則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工人的失業、貧困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果。
然而，對於當前各國發展情況來看，過剩人口並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纔有的，失業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存在，所以相對過剩人口不再是馬克思經濟思想中分析的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人口規律。
三、人口與生產力、生產方式關係問題研究的比較
古典經濟學基本上是以勞動價值論爲基礎，分別從人口與財富、收入、資本等方面對人口與經濟的關係進行研究。
但古典經濟學談到的人口的生產，僅限於人類自身繁衍的自然過程，並不包括社會物質生產方式。
馬爾薩斯最先把人口與經濟的關係歸結爲人口與生活資料之間的關係，在其人口法則中提出了“兩個公理”，並認爲食慾和情慾是人類“本性的固定法則”，把人口增殖看成是人的本性而爲，是純粹的自然現象，與社會經濟制度無關。
馬克思則提出了兩種生產理論，即人類自身生產必須與物質資料生產相適應。
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透過勞動創造物質財富的生產活動，也就是對自身生命的生產過程，而人類自身生產是人類透過生育繁衍後代，即對他人生命的生產過程，這就解釋了物質資料生產和人類自身生產自始至終都是同時存在的，而且包括了自然和社會的雙重關係。
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們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同時也就間接地生產着他們的物質生活本身。”在人口與生產力的關係問題上，馬爾薩斯等人堅持土地收穫遞減規律，看到了人口對土地、資源的壓力，強調人口增長速度超過生活資料生產的威脅，但沒有看到人口與生產力之間的相互作用。
李嘉圖曾對馬爾薩斯抹殺社會生產方式對人口發展的決定作用進行過批判和反駁，但也沒有真正地認識到社會生產方式的不同所產生的特有的人口規律。
馬克思強調人口經濟規律的歷史性和階級性，並透過分析人口與生產力的關係，提出了“人口壓迫生產力”和“生產力壓迫人口”的理論。
四、結語
綜上所述，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的人口經濟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異。
馬克思在人口與經濟的關係問題上，首先看到社會的階級屬性，將政治與人口、經濟聯繫起來，透過分析人口經濟規律，認爲資本主義制度造成了工人的貧苦和悲劇。
故而，他是在具體的經濟社會制度框架內進行探討，是一個動態的、歷史的變化過程。
古典經濟學的人口經濟思想更強調社會問題，將人口作爲一個變量因素，考察人口的變動對國家財富積累、經濟發展的影響。
但它剝離具體的社會制度對人口經濟的影響，認爲人口經濟規律是普遍適用的、是永恆的，其目的是爲資本主義制度辯護。
但這並不是否認古典經濟學在人口經濟思想上的成就和產生的積極影響。
如斯密對人口與財富關係的研究，分析了分工對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作用，其對人口增加與資本積累的相互關係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視的價值和一定的創新性。
透過對兩種人口經濟思想進行比較、分析，有利於正確認識我國人口經濟規律，發展人口經濟理論，並用理論指導實踐。
目前，中國的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並且透過實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我國的人口也已得到有效控制，但同時人口老齡化、高齡化水平不斷上升，隨着老齡化的加深，人口紅利逐步達到臨界點，爲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適時調整人口政策將非常必要(申秋紅，2013)，同時性別比失衡、勞動力就業問題、人口與資源、環境失調等人口問題日益凸顯。
面對新問題，需要適時微調人口政策，重視教育和人口素質提高，以馬克思人口思想爲理論之本，吸收古典經濟學人口經濟思想的合理成分，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逐步提高人口質量，使高技能勞動人口占絕大部分份額(祝靈敏，2013)，推動我國人口結構、人口數量和人口質量協調發展，我們必須使得這種勞動力人口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發生逆轉，保障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