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農村權力結構的研究，不能忽略的一個社會因素就是家族。傳統鄉土中國的家族，是包含了家族經濟、家族權威、宗法制度及道德教化等要素在內的民間社會形態。當中國跨入現代門檻之後，家族就像一條舊式的“辮子”而遭受奚落。然而，在20世紀末中國農村非集體化改革過程中，這條發黃了的“髮辮”又晃盪起來，家族觀念彷彿招魂式地盤旋鄉野。
對家族問題研究，筆者的焦點就是家族對農村權力結構究竟產生了什麼影響。本文試圖從民間社會（civic society）的視野，透過案例比較分析，分析當代中國農村家族、黨支部和村委會三者的互動關係，從而揭示宗族對中國農村權力結構的影響。
一、家族：晃盪的“辮子”
1、家族是條什麼樣的“辮子”？
當我們蹲在鄉下觀察農民的社會生活，家族這條舊式的“辮子”就會晃盪在眼前。中國80年代初興起的農村改革，使農民家庭成了自主經營的社會經濟單位；90年代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又進一步地確立了農民相對獨立的市場競爭地位。這就爲包括家族在內的鄉土民間社會復甦注入了活力。破碎了的家族組織在重新拼接，發黃了的家族記憶在重新建構，古舊的家族儀式在重演。無論如何，家族這條拖入現代社會的“發辯”被重新梳洗和編織，這多多少少體現了鄉土民間社會的特徵。而當下的鄉土民間社會具有的基本特徵是：
第一，社區自閉。鄉土民間社會的生存與發展空間都不能跨越村落的界限。長期以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在城鄉之間的自然流動。這種社會政策強化了農民與村落社區的依存關係，使得農村社會一切組織的發展都限制在村落這一狹小的空間，促成了“社區自閉”的格局。
第二，民間邊緣。農村傳統民間組織包括家族、會社、協作單位等，如不被納入國家的控制，就被邊緣化。伴隨民間社會邊緣化的，就是國家自上而下地在農村另建一套組織體系如50年代的農會、合作社、人民公社；60年代以來生產大隊、生產隊等，80年代的村委會、黨支部等。這些納入了國家控制範圍的村級組織的建立與發展，反映了鄉村社會“被國家化”的發展過程。因此，農村正式組織的“國家化”與村落民間的邊緣化是相拌而隨的。
第三，家庭本位。鄉村民間組織的基本單位是家庭而不是個人，家本位意識抑制了農民的個人權利觀念。而以“包產到戶”爲起點的農村經濟改革，使農民家庭成爲一個生產經營和消費單元，進一步強化了農民的家庭本位意識。因此，農村民間社會的細胞是家庭這個私域，鄉村民間社會無不浸透了家族文化。中國農村家庭本位的特性，使得民間社會在中國鄉村的發展路徑，既不同於西方公民社會的發展模式，也不同於中國城市公民社會的發展途徑。然而，蓬勃發展市場經濟正在稀釋農民的家庭本位意識。
中國農村的家庭本位觀念，既有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這就是小農經濟必須以家庭及擴大的家庭——家族來組織農業生活、抗禦自然災害、保護家庭的安全；也有深厚的村落家族及家族道德文化來支援，這種村落家族及宗族文化建構了農民心理歸屬感或文化安全感。儘管村落家族經受了長期的“冰凍處理”，家族的原有資源也幾乎被掏空，但家族文化的社會土壤並沒有觸動，也就很難從農民的心靈深處拔除這種文化認同的根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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