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唐近百年的平緩發展期
從武德元年（618）到開元元年（713）的初唐近百年，是唐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穩定、鞏固和拓展的時期，是步入盛唐人文發皇的準備階段。“貞觀之治”使李唐政治粗安，國力漸趨強大；安西、北庭二都護府遠置於中亞地區，“胡越一家”四方輻湊使唐人的政治自負與文化視野大爲擴展；經濟上承楊隋餘惠亦有長足之進步，以戶計，則貞觀初天下“不滿三百萬”〔1〕， 而中宗朝神龍元年已激增至“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戶。”〔2〕
新王朝＠①＠①欲上的氣象感染了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創作領域的士人們對樑陳以來“氣骨都盡，剛健不聞”的藝術情趣大不以爲然，“思革其敝，用光老業”〔3 〕以提倡一種使人奮發向上的剛健之美的文藝思想，在這一階段已經肇興。這對於初唐藝術的發展，以及在盛唐確立起一種恢弘博大，剛健有爲的藝術風格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起點。然而，這種能得風氣之先的敏感的思想，在初唐只能是一種預示。它還有待於歷史的發展給其提供更爲充分的條件去展開。
唐初佛教，歷太宗、高宗、武后朝，尤其是後者，終於取得了立足意識形態的地位。玄奘東歸，義淨藉東南海道返唐，唐代的譯經之風再起。法相宗、律宗、淨土宗、華嚴宗等佛教宗派在唐代社會各個階層廣泛傳播，改變了初期“禿丁之誚，閭里甚傳；胡鬼之謠，昌言酒席。”的局面，那種對佛教僧侶公開的貶賤和攻訐開始逐漸消失。士人學子，顯宦貴胄遊宿僧舍漫論三教已成爲一種社會習尚。高宗上元元年詔曰：“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爲先後”。〔4〕武則天天授二年下制：“自今已後，釋教宜在道法之上，緇服處黃冠之前。”〔5〕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 佛教勢力的迅速發展直接促動了這一階段佛教寺院壁畫的創作。
唐代佛教寺院壁畫第一階段是平緩發展期，它的第一個特徵是對南北朝以來佛教寺院壁畫的消化和吸收，並在這一基礎上作出平緩的推進。
初唐畫壇，閻氏兄弟頗負盛譽。李嗣真《後畫品錄》稱：“博陵大安，難兄難弟。自江左顧、陸雲亡，北朝子華長逝，象人之妙，號爲中興。”在二閻之中，閻立本的畫藝又要高出一籌。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卷二《論名價品弟》中說：“必也手揣卷軸，口定貴賤……則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楊子華、孫尚子、閻立本、吳道玄屏風一片，值金二萬。”閻立本的藝術地位，與其善於多方面的吸收前人的經驗是分不開的。史載“閻師張（僧繇），青出於藍。”〔6 〕“閻立本至荊州，觀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復往，曰：‘名下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不能去。”〔7〕閻立本畫藝的童蒙學習原本資於其父閻毗的北學傳統，南北統一後，他對“南張”風格的學習顯然存在一個疑而後學的過程。荊州“三觀”，可以說是這一過程的一個縮影。
唐初畫人對於南北朝以來中國繪畫優秀遺產進行吸收消化乃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如當時活躍於佛教寺院壁畫創作領域中的範長壽，其風格，其技巧史稱其“博贍繁多”〔8〕； 靳智導“祖述（曹）仲達”但也能“改張琴瑟，變夷爲夏。”〔9〕檀智敏師董伯仁界畫， 表現建築的陰陽向背能盡得物理，“屋木，樓臺，出一代之制。”〔10〕繼承以爲發展的創作實踐首先在唐初畫壇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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