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評論、史學批評與歷史撰述，構成中國古代史學的三個重要部類。其中，關於史學批評和歷史撰述的研究，學界已取得較多成果，而關於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的研究，在不少方面仍有待進一步發掘和探究。個案、斷代與整體研究相互促進對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的研究，大體可分爲個案研究、斷代研究、整體研究三個方面。在個案研究方面，研究對象大多是司馬遷、范曄、司馬光、王夫之等史學大家。這方面的論著相對而言比較豐富，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少富有影響的論斷。例如，白壽彝從論斷方法入手，認爲司馬遷的史論除了文末的論贊外，還透過細節描寫、兩兩對照等特別方式，將論斷寓於敘事之中。瞿林東則從歷史理論角度指出，柳宗元的史論蘊含着天人相分和國家起源認識的理論。湯勤福在探討朱熹的歷史評論時，從歷史哲學角度出發，認爲朱熹的史論中有所謂“會歸天理綱常的歷史決定論”、“講究心術本領的歷史經世論”。孫立堯認爲，司馬光的歷史評論亦是典型的“儒家史論”。史學界在個案研究方面提出的諸多重要論斷，爲斷代研究和整體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礎。在斷代研究方面，最近十餘年來成果比較豐碩，出現了一批以魏晉南北朝、兩宋、明代等作爲研究對象和範圍的論著，並涌現了很多具有一定理論價值的觀點。例如，馬豔輝認爲，“天人關係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發生重大轉變，沿着“究天人之際”的路線發展，進一步走向“天”與“人”相分的思想境界，展現出顯著的時代特徵和理論價值。在宋代歷史評論研究方面，羅炳良指出：宋人往往把宇宙本體論與社會歷史結合在一起，用以闡明社會歷史的發展演變存在天理，並且把它作爲歷史評論的標準。廉敏從史學發展史角度認爲，明代歷史評論在宣德至萬曆時期出現“異端史論與正統史論的對立”，並直接導致明代正統史論的衰落。在整體研究方面，瞿林東率先將史論與史評之間的關係作了明確界定，認爲：“史論即關於客觀歷史如史事、人物、歷史現象等問題的評論，其概念是清晰的;而史評即關於史學自身如史家、史書、史學現象等問題的評論，其概念則顯得模糊。”這對於推進史論與史評的深入研究，區分史論、史評的內涵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礎上，羅炳良認爲歷史評論“是指歷代史家對社會歷史發展進程所作的評價，其內容包括研究歷史的運動、發展變化形式及其動因而形成的理論認識”。這就對歷史評論的概念作了詳實的概括。白壽彝主編《中國史學史》、瞿林東主編《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和《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發展大勢》等論著，對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發展脈絡、重要範疇、理論淵源等宏觀議題的概括，爲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的整體研究指明瞭方向。要言之，當前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研究基本形成了個案研究成果較爲豐富、斷代研究異軍突起、整體研究有待發展的局面。
研究理路基本形成經過幾代學人的推進，當前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首先，區分辨別了研究對象。長期以來，對於史論、史評之間的關係，學術界一直予以模糊處理，有的學者稱之爲歷史評論與史學評論，有的學者則稱之爲歷史批評、史事評論等。這種概念的模糊直接導致了研究內容的混淆，如有的學者研究的是史評，這是關於史家、史書、史學現象等問題的評論，卻摻雜了很多關於歷史人事評論的內容。瞿林東、羅炳良等學者對研究對象的區分以及研究概念的確立，避免了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的混淆，有利於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研究的深入發展。其次，確立了基本的研究範疇。在比較長的時間裏，學術界對於歷史評論的研究處在就史論而論的階段，沒有建構自身的研究體系。隨着瞿林東提出“天人”“時勢”“理道”等基本研究範疇後，這種局面大爲改觀。目前，學術界除以上基本研究範疇外，還逐漸形成了諸如國家論、君主論、地理論、人物論等重要範疇。這些基本範疇的確立爲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研究的深入尤其是理論性研究的提升，起到了推動作用。最後，形成了兩大研究路徑。除了傳統的就史論而論的`研究路徑之外，當前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研究還形成側重歷史理論研究與側重歷史評論發展史研究的兩大路徑。前者大多以歷史評論的研究爲基礎，以歷史理論中的相關概念和研究方法爲指導，對歷史評論進行抽繹與提煉，爲更深層次的歷史理論研究做準備;後者則從史學史角度出發，更爲關注歷史評論自身的發展脈絡、類型、特點、旨趣、理論淵源、現實依據等，側重於對中國古代歷史評論作總結性研究。當前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的個案研究、斷代研究、整體研究儘管已經取得諸多成果，但仍存在若干明顯不足之處。比如說，在個案研究方面，未能把政論、文論與歷史評論明確區分開來，出現了將三蘇、蘇門四學士、呂祖謙、張溥等人具有典型文論風氣的歷史評論簡單引用而不加甄別的現象。在斷代研究方面，還存在着大量的論綱式勾勒或者人物譜式的具體研究。在整體研究方面，則缺乏系統性的整合與提升，比如關於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的旨趣、特點、理論淵源等方面的研究還比較薄弱。
實證研究與理論提升宜並重針對以上不足，筆者認爲，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研究應注重以下方面的探討。
第一，研究基礎仍需擴大。一方面，有些古代史學家的影響現在看來相對較小，但在當時卻較負盛名，對於他們的歷史評論存在研究程度不夠甚至闕如的現象，如關於孫甫、範祖禹、胡寅等人的研究就是如此。另一方面，歷史評論的形式是多樣的，除了以專著、專文以及正史的論贊等形式出現的史論之外，還有很多以其他形式出現的歷史評論，如詠史詩詞，史學批評與歷史考證中夾雜的歷史評論，以註釋、體例、敘事等方式出現的隱晦式評論等。這些都需要我們進一步關注。
第二，需要對中國古代歷史評論作進一步系統性概括。這種概括主要體現在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的發展脈絡、主要類型、原則、標準等方面。例如，就發展脈絡而言，大致可以分爲六個階段：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的興起及其在正史中的創立——先秦秦漢時期、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的多途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歷史評論在發展中的轉折與創新——隋唐五代時期、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的繁榮與自身建構意識的深化——兩宋時期、多民族視域下的中國古代歷史評論——遼金元時期、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的總結與嬗變——明清時期。
第三，應進一步着意於理論性研究。這種理論性的研究主要就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的理論淵源進行梳理和概括，例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禮學的興盛與禮制的實踐、兩宋時期理學的“天理—義理觀”的逐漸形成等，是怎樣成爲不同時期歷史評論評價人事的重要標準的。“定性”說、“客氣”說、“本心”論等理學觀點又是如何滲透在歷史評論之中的，這些都需要作出必要的理論概括。總的來說，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研究潛力的進一步深挖對於深入理解中國古代的歷史理論和古代史學的發展規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