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節目播出前後曾有一些媒體對潭盾作品音樂會發表了看法，在這些評論中似乎批評的聲音佔了上風，比較典型的是2001年10月30日曹利羣在《北京青年報》發表的《譚盾的水把戲》一文，認爲“陶樂也好，紙樂也好，水樂也好，說觀念變化都有些勉強，因爲真正變化的是‘發聲’的媒介，如果說只要是你先玩的而別人沒有玩過的你就是創新，那標準是不是有點兒太低了”；2001年11月12日鮑昆在《北京青年報》發表《音樂與雜耍——評譚盾帶來的兩部新作品》一文，指出“音樂就是音樂，在音樂之外的東西是最終無法成爲音樂的”；《音樂週報》2001年11月2日發表兩篇通訊，除了盛讚譚盾音樂會“座無虛席，觀衆反映熱烈”外，也如實報道了部分聽衆所持的“不理解、難以接受”的態度，其中一篇還以“與卞祖善不歡而散”的標題將此期節目的情形進行了披露。
電視節目播出後，立即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音樂週報》2002年1月11日的專欄中以“譚盾招誰惹誰了”爲題將此事列爲“2001年中國音樂十大遺憾”之一，並慨嘆“音樂人之間的溝通是多麼困難”，呼籲“做人做事要有善意，畢竟音樂是大家的事業”。
依本人所觀，有關這次爭論的第一篇有分量和實質性內容的文章是李揚在2002年1月18日和25日《音樂週報》上連載的《“水樂”餘波》，這也是在此次爭論中對譚盾及其作品的最高評價了。該文作者是在譚盾的故鄉湖南聽的音樂會，文中描述的盛況與北京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文章馬上話鋒一轉，對“有個別持不同意見的人，用不正常的態度在北京電視臺搞突然襲擊發難作者(指作曲家)”感到“大惑不解而震驚”。作者先列舉了一些在音樂史上“無數當時被權威批評，而後業已成爲現代標誌性的優秀音樂作品經典”的作品，從歷史與現實的角度對現代音樂及譚盾等人取得的成就與榮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文章的最後還引用了賀綠汀先生當年對譚盾及其作品的評價來支援自己的觀點：“富有新意和個性，時代感強，未失傳統，我表示理解和支援”、“我們要寬容些，他們纔會回來，好讓他們(爲國)做更多的事。”
卞祖善最早正式見諸筆端的迴應是在《人民音樂》2002年第3期上發表的《向譚盾及其鼓吹者挑戰——關於音樂觀念與音樂評論的爭論》，編輯同志用心良苦地將上述李揚的文章略加改動以《聽譚盾＜永恆的水＞》爲題與卞祖善的文章同期發表，以期使讀者對此事有一個完整的瞭解。卞文在《關於“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之我見及其它》(《人民音樂》1995年第12期)中所持觀點的基礎上將其與譚盾多年來在音樂觀念上產生分歧的`緣起與經過作了簡要的回顧，並用一定的篇幅重點對這次電視事件進行了評說。當然文章的中心內容還是對譚盾的音樂觀念及部分作品的不贊同，並借用一些對譚盾持批評觀點的言論結合他自己一貫的主張對譚盾及其支援者進行了強烈的批評。
與卞祖善持相似觀點的還有在2002年5月24日《音樂週報》上發表的文章《“先鋒派”拿出了什麼?》，該文更加直接地針對了《“水樂”餘波》中的觀點，但作者似乎認爲近百餘年來作曲大師們沒有留下任何有價值的作品，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全面和有偏頗的。
如果說電視事件是這次“卞、譚之爭”第一個高潮的話，那麼2002年4月初在上海舉辦的“中國現代音樂論壇”則又掀起了另一個高潮。4月6日，卞祖善《現代音樂之我見》的發言，“像一枚點燃了導火索的TNT，引發了此次論壇最初也是最後的公開爭論，場內瀰漫着‘和平年代’久違了的火藥味兒”(見《音樂週報》2002年4月12日《現代音樂誰來聽》)。卞祖善的發言稿先以《我與譚盾的鼓吹者針鋒相對》爲題部分發表在《音樂週報》2002年4月19日，後又全文發表於《音樂愛好者》2002年5月號上。在這篇發言稿中，他對從勳伯格開始的現代音樂作曲家及其作品如韋伯恩的《六首管絃樂小品》、佈列茲的《沒有主人的錘子》、凱奇的《變化的音樂》《4’33”》以及前述譚盾的作品等一一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最後他“重複的一句老話”說，“大多數的現代音樂作品都是被忘卻的後備軍”，更加觸動了在座的絕大部分埋頭於現代音樂創作的作曲家最敏感的神經，於是，一場有關現代音樂的正面交鋒便不可迴避地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