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審判方式改革，我談五個方面的問題：要看出一個趨勢、搞清兩個關係、打消三個顧慮、認識四個好處、抓住五個環節。
一、看出一個趨勢
就全國範圍而言，審判方式改革是大勢所趨，大家不能猶豫，改革符合大方向，不改革將來就落後了、被動了。實踐證明，我們現在的審判已經遠遠不適應實際情況的要求了。過去一個法院每年辦十幾件經濟糾紛案件，有的還要找米下鍋，審判與實際情況還算是相適應的，辦一個案子，你可以去海南、深圳調查一個月，這沒關係。現在一年要辦幾百件甚至上千件案子，還跟過去一樣辦案，顯然是不行的。我們講與國際接軌，市場與市場要接軌，審判方式也有個吸收借鑑問題。前幾天我在某日報頭版上看到一幅照片，上面是一位法官穿着法官服，坐着小凳子的審判員在開庭，四周圍了好多羣衆。這幅照片的目的是說明我國的審判人員是如何深入基層，如何走羣衆路線、爲人民服務。但是，看了之後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的法制建設搞了幾十年就是這個樣子嗎？中國所謂適合外國投資的司法環境就是這個水平嗎？我還看到某雜誌的一個封面：兩名法官扛着自行車，挽起褲腿，正在趟水過河。意思是說我們的審判人員如何辛苦，扛自行車趟過河去辦案。但大家想一想，這些是我們的發展方向嗎？這是應提倡的`審判方式嗎？當然我們有我們的國情，這些東西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過分地宣傳副作用也大。我們的法院有法庭，法官主要應在法庭上辦案，這是改革二、搞清兩個關係第一個是搞清審判方式改革與嚴肅執法的關係。我到全國許多地方調研發現對改革的態度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認爲現在的審判方式已沿用了幾十年，不是蠻好嘛，用不着去改；另外一種意見是既然要改就得大刀闊斧，突破《民訴法》的規定，該怎麼改就怎麼改。這裏需要強調一點，審判方式改革與嚴肅執法是完全一致的。改革是改掉已經形成的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習慣做法，不是突破法律規定亂改一氣。有的地方的法院搞審判監督，選幾個老人組成一個“審判監督團”，有政協的、婦聯的、企業的等等，開庭時坐在旁聽席上來監督庭審。法院的審判工作確實需要監督，但要依法監督，幾個老人組成一個“審判監督團”來監督庭審，沒有法律依據。他們要發表意見，法官到底聽不聽呢？不聽，請人家來幹什麼？聽，就沒法辦案了，這種監督不符合法律規定。相反，應該按法律規定辦的事，卻沒有按法律規定來辦。《民訴法》規定合議制，但這麼多年來合議制是否很好地得到了貫徹呢？沒有。案子由組長把關，副庭長把關，庭長把關，副院長把關，院長把關。這是合議制嗎？《民訴法》規定當事人負舉證責任，誰主張，誰舉證。可是這麼多年來，我們的法官天南海北到處搞調查，這在法律上有規定嗎？《民訴法》規定庭審制度，但這麼多年來有多少案子是真正透過庭審來解決的呢？許多庭審實際上是在演戲，法官已作了調查、詢問，合議庭也評議過了，然後再開庭，審判人員“胸有成竹”，不管當事人怎麼說，律師怎麼辯，我早已有結論了。這是《民訴法》規定的庭審嗎？當然不是。審判方式改革就是要改掉以往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習慣作法，要把現行的審判方式拉到《民訴法》規定的軌道上來。
第二個關係是審判方式改革與發揚司法工作優良傳統的關係。我們搞審判方式改革，有些人講，不搞調查了，是要脫離羣衆，不走羣衆路線了。自延安時期以來就提倡在田間地頭辦案，這是馬錫五式的審判方式，是我們的優良傳統。但應當注意，優良傳統的實質是爲人民服務、走羣衆路線、實事求是，並不是說非要在田間地頭辦案。坐在法庭上辦案也是爲人民服務？判斷是否爲人民服務並不是僅僅看某一具體做法，而更要看行爲所達到的客觀效果。社會在前進，一切都在發展，現在各方面的條件比起延安時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的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初馬錫五同志到法庭裏去開庭是不可想象的，他上哪兒去找法庭？不到田間地頭開庭，到哪兒去開庭？現在是90年代了，馬上要跨入21世紀了，難道非要在田間地頭開庭不行？搞審判方式改革，不是背離而是發揚光大司法工作的優良傳統。當事人取證、調查、到法庭上舉證、質證、辯論，也是走羣衆路線嘛。改革現有的審判方式是爲了更好地爲人民服務。以前爲了一個案子到田間地頭去調查二三次，四五次，把案子解決了。可當時一年才辦幾個案子？這麼做不會影響其他案子的審理。但現在一年要辦成百上千的案子，爲一個案子去調查二三次，四五次，一個案子雖然解決了，但影響了多少個案件的審理？要在儘量短的時間內，儘快解決所有的案件，那纔是真正爲人民服務。所以一定要搞清這兩者的關係。我們所講的都是大方向，大趨勢，宏觀上的爲人民服務，偶爾有一個案子要去田間地頭調查也未嘗不可。一個老太太病在家裏，走不動了，又非要詢問她不可，法官親自去調查，沒人反對，也沒有人說那是不搞審判方式改革，我們要看主流，看清正確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