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心理是對社會存在的比較直接的反映，現實生活中發生的許多問題都伴有心理因素的作用。農民工作爲一個伴隨着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而出現的特殊羣體，其心理與情緒狀況是社會執行的一面“鏡子”，能夠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一羣體對社會變革的主觀感受情況。前不久，我們對河南省外出民工的心理與情緒狀況進行專題調查，透過問卷調查和個案訪談，我們發現，農民工不僅是一個收入低下、生活貧困的羣體，而且是一個面臨強烈心理矛盾與心理衝突的羣體，有些心理問題已經成爲社會穩定的制約因素，應引起政府和社會的關注。
自卑心理和孤獨情緒。在調查中，我們感到，雖然改革開放已經20多年了，有的農民工進城已經十年甚至將近二十年了，但對大多數農民工來說，制度性歧視仍是一個根本性的事實。農民工由於沒有城市戶口，在就業、生活、醫療、教育等許多方面與城裏人隔着一條人爲的然而卻是難以逾越的鴻溝。城市居民由於先天具有的城裏人身份，不須透過後天努力就可獲得許多社會公共資源，在社會生活方面能夠享受到諸多特權，在社會競爭方面佔據着明顯的優勢，無論在現實利益和心理感受上都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優越感。
這種身份差別而導致的不平等很容易使農民工產生自卑心理。雖然農民工從心裏非常希望得到城裏人的承認和接納，但農民身份又使他們在面對城裏人時往往顯得非常自卑，甚至會自覺不自覺地迴避與城裏人交往，形成自我隔離的狀況。很多農民工進城已經十多年了，卻幾乎沒有城裏人朋友。
農民工基本上沒有文化娛樂生活，長年累月重複幹活——吃飯——睡覺的單調生活，很多農民工將在街上溜達、看臨街電視、打撲克作爲業餘生活的主要內容。每當華燈初上的時候，我們總能看到三五結伴的農民工躑躅在街頭，與城市中萬家燈火所營造的溫馨氛圍形成鮮明對比。
被剝奪心理和不滿情緒。城鄉貧富差距的逐年加大是導致農民工心理失衡的主要原因。近年來，城市職工的工資普遍有所提高，又有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各種社會福利，加上農產品物價比較穩定，糧食等食品類價格較低，大多數城市居民都能夠較爲從容地生活。而農民工雖然從事的是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惡劣、危險性高的工作，但在收益的分配上，卻是受益最少的羣體。即使在同一個工廠裏，城市工與農民工也是同工不同酬，農民工乾的是最重、最髒、最苦、最累、最險的活，拿的卻是很低的報酬，並常常受到企業主的`剋扣和拖欠，有的民工辛辛苦苦幹了一年，甚至連一分錢也拿不到。很少的工資收入和養家餬口的繁重負擔，使得農民工在生活上只能維持很低的水平。對於在家務農的農民而言，由於農戶與農戶之間貧富差距較小，對農民個人的心理刺激也小，而農民工身處城市，對城鄉差別有直接而強烈的心理體驗。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反差，容易使農民工產生強烈的被剝奪心理。在自身利益長期被忽略以致損害的情況下，容易引發他們對現實社會的嚴重不滿，並在個別人身上發展爲反社會心理。近年來，一些城市不斷髮生因老闆剋扣農民工工資和虐待工人而導致農民工綁架甚至殺害老闆及家人的惡性案件；有些地方還多次發生農民工因對政府和社會不滿而衝擊政府機關、製造突發事件、報復富人羣體的事件。
壓抑心理和怨恨情緒。在走訪中我們感到，與生活上的貧困相比，更難以忍受的是農民工不被城市接受，不能與城裏人正常交往與合作，不能像城裏人一樣感受到平等與尊嚴。在日常生活中，農民工經常受到個別城市居民的不公正對待。有的居民以自己城市人的身份歧視農民工，將農民工視爲“外來人”，將他們看作是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甚至故意在公共場所欺負、捉弄農民工；有些城市居民對爲他們提供服務的農民工（裝修工、保姆等）缺乏信任、理解和尊重，甚至故意刁難，丟了東西就認定是農民工所爲，直接傷害了農民工的自尊心；有些城市執法人員在執法和城市管理過程中對進城農民與城市居民持雙重標準，對農民工動輒罰款、毀壞東西甚至任意打罵；有些商場、酒店、浴池等公共場所以衣冠不整、有礙店容或影響其他人消費等種種藉口拒絕農民工進入。大多數農民工坦言，他們心裏最難受的就是城裏人看不起自己，個別城市人還以對農民工進行刁難和人格侮辱爲樂，這很容易產生農民工與城裏人的“族羣對立”，他們中的個別人則可能在人格受損時以破壞城市公共設施、偷竊、羣毆等極端方式來發泄自己的怨恨情緒。
社會穩定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社會穩定從根本上說是人心的穩定。我國有九億農民，據統計，進城務工的農民已超過一億人，動態地看，今後幾年，這一城市邊緣羣體的隊伍還會呈擴大的趨勢。農民工因日趨加大的城鄉差別、相當困難的生存條件以及種種不公正對待而產生的心理失衡，正成爲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其可能產生的社會負面影響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