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2011年《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超過30歲的農民工比例高達61%，其中，41歲~50歲佔比24.0%，50歲以上農民工佔14.3%。
“這是我的祕密。一般的同事我不告訴他們，有人看出來了問我，我就打個哈哈應付過去。”有着一頭濃密黑髮的山東人趙忠偉(化名)對記者說。他在北京市一家酒店做維修工，月工資2600元。他性格外向，平時嘻嘻哈哈，同事們都挺喜歡他。趙忠偉的祕密就是他頭上茂密的黑髮——那是一頂做工精細的假髮，花了他200多元。“我謝頂謝得厲害，跟小老頭似的。來應聘的時候領導就說，你的技術不錯，可就是看着太老了。我就趕緊去買了假髮戴上。”趙忠偉說。
除了假髮之外，趙忠偉還有一個祕密，對這個祕密，他對所有同事都守口如瓶。在記者保證不提他的真名之後，才獲悉了他的祕密。
這個祕密關於他的真實年齡。從身份證上看，趙忠偉是1970年生人，剛滿42歲。但事實上，他出生於1963年，今年已經49歲了。
“辦身份證時上錯年齡了，沒想到現在幫了我大忙。這個我跟誰都不說，要是單位知道了，肯定不會要我。都奔50的人了，技術再好，誰會要呢？”趙忠偉說。假髮確實幫了趙忠偉很大的忙。現在的他看起來挺精神，也就四十歲左右的樣子。妻子第一眼看見他戴假髮也嚇了一跳，差點沒認出來。趙忠偉在南京、大連等許多城市打過工，手裏還有電工證，在物業維修方面算是個熟練工。但如果不是身份證年齡搞錯，他很難在城市裏找到工作。
“我們同村像我這個年齡的，早就當爺爺了。除了有幾個在建築隊幹活，其他的全都回家了。”趙忠偉說。趙忠偉和他的同鄉們所面臨的是一個典型的中年農民工困局——在農村，他們被歸爲剩餘勞動力，在城市，他們幾乎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城市和工廠歡迎的是年輕力壯、手眼靈敏的年輕人。在這樣的中年農民工困局背後，是中國以豐富著稱的勞動力蓄水池正面臨枯竭的窘境——勞動力市場絕大部分是40歲以上的中老年勞動力，與勞動力市場的需要形成了一個錯層，而延綿十年之久的民工荒只是這個錯層導致的一個表象。
勞動力蓄水池不斷萎縮
在許多人印象當中，中國這個擁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國家，擁有一個超級豐富的.勞動力蓄水池，這個蓄水池幾乎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不論是教科書，或者是專家言論，此種論述並不鮮見。由於民工荒的持續，關於中國勞動力蓄水池的觀點出現分歧。一部分專家依然堅持中國擁有豐富的勞動力供應，在未來十年中國的勞動力供應都將不成問題。
而另一個觀點則是憂心忡忡地提出，中國的勞動力供應總量雖然仍可觀，但是由於年齡結構出現重大問題，導致年輕勞動力供應持續減少，中老年勞動力相對過剩，必將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重大沖擊。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前首席經濟學家王慶在2010年與同事合作了一份預測未來十年中國勞動力供應的報告。這份題爲《2020年前的中國勞動力供應依然充裕》的報告樂觀地提及，若根據2008年的相關數據計算，估計約有8000萬至1億農村勞動力可以轉移至非農業產業或城市地區。考慮到勞動力有效轉移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等因素，因此，未來中國勞動力供應的形勢將沒有人們所擔心的那麼糟糕，而是能夠保證充裕的供應。
然而，在另外一些學者眼裏，這個結論下得有點過於樂觀。很關鍵的一點是，這個研究報告是在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公佈之前做的。
但最終的數據卻遠不樂觀。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公佈的數據，1996~2010年間的平均生育率低至1.4的水平，而根據聯合國的人口增長標準，生育率在1.5以下屬於超低生育率。
根據美國人口學者、《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的研究，從2003年開始，中國20歲~39歲青壯年勞動力達到4.5億的頂峯之後，開始負增長；從2009年開始，19歲~22歲人口達到頂峯之後開始急劇減少。根據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統計，近幾年來河南省勞動力供應總量增速已在不斷降低，預計2013年~2014年將會“見頂”。2007年河南省新增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超過200萬人，2008年爲180萬人，2009年卻降至103萬人，2010年則爲105萬人，至2011年已是102萬人，其中又有89%爲省內轉移。
年齡結構的祕密
在長期研究農民工年齡結構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章錚看來，要討論中國的勞動力蓄水池問題，最重要的不是總量，而是在於年齡結構。也就是說，蓄水池可以源源不斷地爲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提供什麼樣的勞動力供應。章錚認爲，從總量來說，各方現在意見比較統一，因爲根據人口普查數據及其他相關數據就可以推斷出來，目前中國仍有超過1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可以供應給市場。
但從年齡結構來說，遠遠不像只看總量這麼樂觀。去年，根據自己的研究，章錚提出一個結論——目前農村剩餘勞動力中35歲以下的勞動力資源已經基本枯竭。
章錚算了這樣一筆賬，2010年全國戶籍口徑的鄉村從業人員數量爲55137萬。從中減去全國24223萬農民工，再減去大約1.8億農業勞動力，鄉村剩餘勞動力數量大約還有1.3億。但根據章錚分年齡所做的計算，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最高的35歲以下勞動力資源2010年已接近枯竭。另根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分年齡段，儘管農民工仍以青壯年爲主，但不到30歲的農民工所佔據比例只有39%(16歲~20歲佔6.3%，21歲~30歲佔32.7%)，超過30歲的農民工比例高達61%，其中，41歲~50歲佔比24.0%，50歲以上農民工佔14.3%。
上述報告稱，40歲以上農民工所佔比重逐年上升，從2008年的30%上升到2011年的38.3%，三年中農民工平均年齡也由34歲上升到36歲，“農民工年齡結構的變化，也說明農民工的‘無限供給’狀況在改變。”勞動力供應年齡結構的變化，正是民工荒綿延十年不斷的真實原因。製造業和服務業最需要的是年輕農民工，而勞動力蓄水池中絕大部分是中老年農民工。加之2010年《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章錚比較其中數據差異得出結論，2011年新增加的農民工主要是40歲以上的中年農民工。這也進一步證實了他之前的判斷。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則顯示，目前中國0歲~14歲人口僅佔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而根據人口學統計標準，一個社會0歲~14歲人口占比15%~18%爲“嚴重少子化”，15%以內爲“超少子化”。少子化意味着未來的勞動年齡人口在持續減少。根據人口生產的特點，即使眼前放開計劃生育政策，所生育的人口至少也要15年之後才能成長爲勞動力。
勞動力錯層的現實挑戰
由於勞動力年齡的錯層或許將長期存在，且可能會越來越突出，在現實中，一些傳統制造業已經開始放寬自己的招聘條件，並調整各自的人力資源策略，與此同時，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則來自新生代農民工。“我們招聘的工人，從18歲到40歲都可以，個別崗位還放寬到45歲甚至50歲。只要技術好，年齡大一點也沒有關係。”5月28日，常州裘天寶服裝有限公司一位負責招聘的男士告訴本報記者。
兩年前不少企業在招聘要求當中註明，年齡在22週歲以下或者25週歲以下。查詢今年的網上招聘資訊，本報記者發現很多企業將年齡放寬到了38歲甚至40歲。儘管如此，由於一些行業的特殊性，對於40歲以上的農民工而言，可供選擇的工作機會依然很少。
而需要年輕勞動力的行業，又不得不面對勞動力錯層所衍生出的另一個問題，即新生代農民工技術水平不夠，職業生涯過短的現狀。
5月28日，來自河北，37歲的按摩師鄭師傅正在給客人做足療。從20歲就開始學習按摩，現在已經成爲店裏的骨幹人員，每月收入超過5000元。附近新開了一家東北菜館，32歲的服務員小馮來發名片，希望足療店介紹客人去用餐。小馮外出打工近十年，做過送水員，學過按摩，還當過保安，他現在的月薪是1900元。“你老換來換去不行，必須得專一門技術。你看看我，有這個手藝，到60歲我都不擔心。”鄭師傅開導小馮。他的目標是過幾年攢點錢自己開店。
鄭師傅和小馮的不同境遇，也正是老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的另一關鍵差異所在。培訓不夠，頻繁跳槽，結果使得新生代農民工難以匹配一些行業的需求。而根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布的《2010年企業新生代農民工狀況調查及對策建議》，自外出務工以來，超過60%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參加過任何培訓。
2010年《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則顯示，農民工就業穩定性隨着年齡增長逐步提高。在不同年齡組中，16歲~20歲的農民工，從事現職5年以上的僅僅佔1.3%，以24.5%佔比最高的年齡組，則是41歲~50歲的農民工羣體。
困局做何解？
如此困局，如何解困？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分析，由於中國長期處於低生育水平，人口年齡結構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15歲~64歲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明顯遞減，並預計於2015年達到峯值9.96億之後絕對減少。蔡昉認爲，長期以來，中國關注的是如何透過保持經濟增長速度解決就業問題，而今後的問題無疑將會變成：如何保持經濟增長所需的勞動力供給。
蔡昉提出，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徵消失的根本性影響則在於，以資本和勞動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再能夠保持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力。唯有把經濟增長轉到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製造業纔可能保持和贏得新的競爭力。
目前正在進行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將可以獲得新的勞動力供給和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需要加快以農民工的市民化爲主要取向的戶籍制度改革，儘快消除仍然存在的勞動力流動制度障礙。根據章錚在東莞等地所做的調研，考慮到目前的工資收入水平和房價等生活成本，農民工需要奮鬥30年纔可能在城市定居。這意味着，對中年農民工來說，生活在城市只能成爲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過去農民工對於城市只是一個過客。在奉獻了青春和汗水之後，揹着揹包回農村是唯一的選擇。但新生代農民工不再像父輩那樣低要求，他們希望能名正言順地成爲城市的一分子。章錚建議，政府需要儘快改變附着在戶籍之上的社保等福利制度，爲農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便利。在勞動力供需狀況發生變化的背景下，農民工的利益將不再只是一個羣體的利益，而是關係到整個勞動力市場的供應、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蔡昉建議，政府應該繼續擴大高等教育規模以加大高中教育激勵，把高中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範疇，降低家庭承擔的教育成本，同時加大對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在職勞動者的培訓力度，力爭在較短的時間內明顯提高勞動者技能。章錚分析，在國外，在勞動力鄉—城永久性轉移的背景下，爲了使中年移民能夠在城市生存，在確定工資率時，中年勞動力的低勞動生產率會被考慮在內，因而勞動生產率的年齡差異，並不會導致勞動力被迫回鄉。而在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年齡差異沒有得到充分的考慮，這正是造成農民工“候鳥”現象和民工荒問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