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唐代科技、文化、經濟、藝術具有多元化特點，在詩、書、畫各方面涌現了大量名家，如詩仙李白、詩聖杜甫，顏筋柳骨的顏真卿、柳公權，畫聖吳道子、李思訓，音樂家李龜年等。唐朝文化相容並蓄，接納海內外各國民族進行交流學習，形成開放的國際文化。
喝茶喝到現代，喝出“茶文化熱”了。人們發現因對“茶道”的理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言人人殊，難免“歧路亡羊”。
今人對茶道理解的分歧，追根溯源，源於唐人對“茶道”見解的不同。
“茶道”一詞最早見於唐代皎然和封演的文章。
皎然(約720—貞元末)，俗姓謝，字晝，又字清晝。湖州長城縣(今湖州長興市)北楊橋人。“茶道”一詞初見於他的《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一詩。 皎然的“茶道”是“三飲論”：“一飲滌昏昧”，“再飲清我神”，“三飲便得道”，全詩收煞時畫龍點睛：“孰知茶道全爾真，惟有丹丘得如此。”皎然將茶事與“道”連在了一起。他對“茶道”的理解已觸及到飲茶文化的深層次，即飲茶的義理、靈魂。他是有學問的茶僧，由“禪”入“茶”，引“禪”入“茶”，故能高人一籌，深入到飲茶的精神層面。這是陸羽及同時代的茶人所不可企及的。迄今尚無新的文字資料說明有誰比皎然更早一些使用“茶道”一詞。
封演是唐玄宗天寶(742—756)末年進士，著《封氏聞見記》10卷，內雲：“楚人陸鴻漸爲茶論，說茶之功效，並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封演的“茶道”是指“飲茶”，包括茶的`製作、烹煮及茶具，未言及茶理。他對茶道的理解是“形而下”，所言“茶道”與“茶藝”、“茶技”並無區別。
宋人林洪《山家清供》雲：“古人嗜茶者，無如玉川子。”玉川子即中唐詩人盧仝(約775—約835)，他繼承了皎然的茶道思想，引“道”入“茶”，發展成爲“七碗論”。此人會煎茶，會品茗，深悟茶趣。他寫了一首《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全詩31句，行文灑脫，一氣呵成，算得上古今最好的一首茶詩，詩中說飲茶的效果是：“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輕;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雖無“茶道”二字卻緊貼“茶道”。
晚唐劉貞亮概括茶有“十德”，內有“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劉貞亮沒明確提出“茶道”，而以“茶德”代之，“以茶可行道”僅是其一。他的“茶德”包括茶功、茶禮、茶情、茶理。劉貞亮的“茶德”詮釋了“茶道”的思想要素，着眼於“形而上”，不包括“形而下”的“茶藝”或“茶技”。
無論皎然、封演，還是劉貞亮，都沒說清“茶道”的含義。陸羽雖尊爲茶聖，《茶經》7000言中卻無“茶道”二字。
唐人對“茶道”並無統一的理解。千餘年裏爲啥無人去界說“茶道”?這一方面由於中國人做學問多是直覺思維，悟而後得，不習慣於下定義並運用概念術語進行邏輯推理;另一方面，只要掛上“道”，中國古代的學者們就難免心慌氣短、噤若寒蟬，連偉大的老子也說“道可道，非常道”，誰還敢造次!
古人認爲，“道”是總規律，是最高的真理，也是最真實的存在。正因爲這樣，便不可能用任何有限的概念、語言來界定“道”、表達“道”和說明“道”。一落言筌，便成有限，便不是那個無限整體和絕對真理了。(李澤厚十年集《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不僅不敢去界說大“道”，即就茶中小“道”也不敢去界說，因爲“道”無論大小都是“無限整體和絕對真理”的一部分，絕不能落言筌。──當然，“道”不能分大小，一分大小便不是“無限”的“絕對”的了。這種邏輯上的自相矛盾，原本存在，但無人去推敲。
檢索今人對“茶道”的不同見解，大體說來也是如此：或者是“茶藝”加“道”，或者等於“茶藝”，或者等於“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