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古代文人雅士各攜帶茶與水，透過比茶麪湯花和品嚐鑑賞茶湯以定優劣的一種品茶藝術。鬥茶又稱爲茗戰，興於唐代末，盛於宋代。最先流行於福建建州一帶。鬥茶是古代品茶藝術的最高表現形式。其最終目的是品嚐，特別是要吸掉茶麪上的湯花，最後鬥茶者還要品茶湯，做到色、香、味三者俱佳，纔算鬥茶的最後勝利。
“茶道”一詞最早見於唐代詩僧釋皎然的《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一飲滌昏寐，情思朗爽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另據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條載：“楚人陸鴻漸爲茶論，說茶之功效，並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唐末劉貞亮在《茶十德》中更指出茶可以：“利禮仁、表敬意、可雅心、可行道”等。可見，早在我國唐代就已經飲茶有“道”了。
飲茶而言道、有道並因茶入道，這當然要歸功於茶聖陸羽了。陸羽在《茶經》這部曠世鉅著裏，首次把飲茶從生活領域提升到精神品飲和藝術創造的高度，不但使飲茶程式化，更使飲茶藝術化了。他細分十事，詳加評說，使茶道初具規模。飲茶至宋代已蔚爲大觀，出現了許多熱衷於品茗藝術的文人雅士，如蔡襄、黃儒、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陸游等。甚至連一些帝王貴胄也加入到茶人行列，爲茶道推波助瀾。如宋徽宗以帝王之尊，就曾親自碾茶、煎茶，並寫有一部茶學專著《大觀茶論》。他們或以語言文字入茶，或以藝術修養入茶，或以佛法禪機入茶，或以自我人格及大自然的真情入茶，使中國品茗藝術真正從日常煎點提升到精神品飲的境界上來，茶道過程中那種雅潔、清靜、空靈、平和、率真的精神追求也逐步完善，爲中國茶道的最終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茶道曆元而降至明清時，已漸呈衰落之勢，如山澗寒泉，給人以冷寂感。明清時的茶道往往流傳於文人雅士間，成爲中國文化的一股清流。近年來，隨着民衆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生存條件的進一步改善，茶道又漸呈發展趨勢。我個人以爲，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過幾千年的歷史積澱，融匯了儒家、道家及佛家精華，成爲東方文化藝術殿堂中一顆璀璨的明珠。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是具體的茶事實踐過程，同時也是茶人自我完善、自我認識的過程。茶人透過品飲而悟道，這種過程就稱作茶道。或者簡單的講，品飲者對茶的覺悟，稱作茶道。由此可見，茶道在很大程度上屬於修證範疇，是要實修實證的，不僅要在“理”上認知，更要在“事”上修證，而非僅僅停留在認知或研究的層面上。如同參禪一樣，研究公案、閱讀禪宗史料充其量只能算作文字禪，其實和悟道沒有多大關係。
古往今來，談茶論道的人很多，從唐陸羽、皎然、封演、盧仝、陸龜蒙、皮日休到宋蔡襄、蘇軾、黃庭堅、趙佶及明清時的朱權、許次紓、張岱、張源、陸樹聲、羅稟、袁枚、冒襄以及近代的周作人、梁實秋、林語堂等，都以其人格及文化修養，不斷充實和豐富着茶道內容。
而禪門歷代的高僧大德們和茶道的淵源就更深了。
禪宗形成於我國隋唐時期，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相標榜，雖然奉菩提達摩爲中土初祖，且直指靈山會上佛陀拈花、付法摩訶迦葉之事，但禪宗實在是佛教和儒家、道家相融合的帶有強烈的漢文化趣味的產物，因而爲歷代文人雅士所欣賞、推崇，成爲漢傳佛教的主流。至晚唐時，全國約八成以上寺院皆爲禪寺，出現了無寺不禪、無僧不禪的鼎盛局面。由於坐禪易致昏沉，所以“皆許其飲茶”，以至於“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唐·封演《封氏聞見記》)禪門茶風興盛一時。 我國茶文化誕生於兩漢之際，興盛於唐宋之間，衰落於明清之後，其興衰期恰好與禪宗發展不謀而合，所以禪門與茶結緣，實在是諸緣合和的必然結果。1987年4月，陝西法門寺出土了舉世矚目的唐宮茶具系列，唐僖宗依照唐密曼荼羅壇場儀式，將茶器和佛骨舍利祕藏在法門寺地宮裏，這大概是佛教與茶結緣的最有力的證據吧。
盛唐時期人稱趙州古佛的趙州從諗禪師不僅自己喜歡吃茶，還經常以“吃茶去”三字接引學僧，禪語法言流佈天下叢林。南宋時浙江餘姚徑山寺裏茶道盛行，有一套嚴格的茶道程式，據說日本茶道最初就是從這裏流傳過去的。宋代高僧圓悟克勤大師更是深得茶中三昧，據說曾手書“茶禪一味”四字，流傳東瀛。這些古代高僧大德們飲茶的真正目的當然是爲了參禪證道。佛教認爲茶有三德：“坐禪時通夜不眠，滿腹時幫助消化，茶且不發”，成爲禪門修道的最好輔助。這些古代的高僧大德們最早將禪平等、真切、精微而又空靈的精神貫注於茶道中，並對中國茶道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關鍵的影響和作用。
鄰國日本的情況則值得我們關注。日本臨濟宗榮西禪師遣宋留學回國後，將茶種植於禪寺旁，並著《吃茶養生記》一書，流傳禪林。之後大應國師又將中國寺院飲茶方式傳至日本，禪僧們開始將飲茶和參禪結合了起來。珠光禪師是後大德寺宗純一休禪師的法傳弟子，他在寺院旁結草菴，並制定茶規，成爲日本茶道的創始人。珠光禪師說：“茶道的根本在於清心，這也是禪道的中心。”並最終提出“佛法存於茶湯”的見地。日本茶道巨匠千利休在《南方錄》中寫道：“佛之教即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燒水、點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爲習佛修行之行爲。”可謂道出了茶道的祕密。千利休將珠光禪師的數寄屋茶道進行改良後大力推廣，倡導“和敬清寂”的日本茶道精神，最終創立了千家流茶道，成爲日本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對當今世界文化產生着深刻影響。
所以提倡茶文化，提倡茶道精神一定要將禪的精神融入到茶事過程中去，茶禪一味，禪茶互參，沒有對禪的理解和感悟，沒有對茶道精神的追求，沒有對茶事過程的實踐，沒有對茶器的愛惜呵護，沒有對茶湯的真切體會，是很難將兩者相融合的，也就談不上茶道乃至茶道精神了。所以我個人以爲，提倡中國茶道，除了儒家的“中庸”、道家的“無爲”精神外，一定要將禪“平等”“空靈”的精神融入進去，始終將“雅潔、清靜、平和、空靈、率真”的中國茶道精神貫徹在茶道實踐中，如此，方有茶道可言。
談茶論道離不開茶藝。茶藝可以簡單的理解爲茶葉沖泡技藝，雖然只是“技藝”，但也是實踐茶道精神的基礎，因爲“藝可載道”。離開茶藝而奢談茶道精神容易流入空泛;而沒有茶道精神的茶事實踐活動又容易落入平庸。因此，如何將兩者很好的結合至關重要。
陳文華先生在《論當前茶藝表演中的一些問題》一文中指出：目前，關於茶文化的許多名詞術語存在一些模糊甚至是混亂的認識，茶藝界有許多人常常將茶道、茶德、茶藝混爲一談，弄不清茶道和茶藝的區別，如有的叫茶藝館，有的叫茶道館。有的稱茶藝表演，有的稱茶道表演。需要進行深入的討論，加以界定，以求取得統一的認識……早在唐代，陸羽在《茶經.一之源》中就指出：“茶之爲用，味至寒，爲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即飲茶者應是注意操行具有儉樸美德之人，陸羽已經對飲茶者提出品德要求，喝茶已不再是單純的滿足生理需要的解渴了。唐末劉貞亮在《茶十德》中更指出：“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可見，早在唐代就已經喝茶有道了。可以將劉貞亮提出的'茶德視爲對詩人皎然在《飲茶歌.誚崔石使君》詩“三飲便得道”和“孰知茶道全爾真”句中之“道”和“茶道”的詮釋和充實。由此可見，茶道應追本溯源至唐代皎然、陸羽時期，當然，它還不如後代如日本茶道那麼明確具體。
先生所言極是，應該將茶道精神始終關注在茶藝實踐過程中。
說到茶道精神，不能不再說一說陸羽《茶徑》。有些學者以爲，陸羽《茶經》只重“術”(即煎茶之方法)而不重“道”(即飲茶的精神追求)，這是很不客觀的。我個人以爲，陸羽《茶經》始終是圍繞着“道”來談“術”的，是一部論“道”之作。“道”在哪裏?“道”在其中。《論語.八佾第三》：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夫子的回答真是太妙了，這“問”的過程就是“禮”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複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 四句偈是什幺?古來衆說紛紜，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頭，值得去參。那麼，陸羽在《茶經》裏是否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話頭呢?對此，國內外許多學者從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及皎然《飲茶歌誚崔石使君》的詩文中早有“茶道”一詞來進行討論說明。其實“道”是無處不在的，“道”在哪裏?“道”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應用到茶事上，“道”就在茶莒、茶釜、茶碗、茶橐中，所謂“一旗一槍，一飲一啄莫不是道”正是這個道理。所以，陸羽《茶經》裏的“道”已具體物化到諸如茶莒、茶釜、茶碗、茶橐、散茶、粗茶、餅茶中，已物化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是民衆“不可須臾離”的茶之“道”。而且我個人還以爲：陸羽《茶經》裏不但有茶道，也有煎茶技藝，也有茶文化，也有茶人，也有茶器，也有茶具等，只要我們細心體味，一切無不具備，《茶經》之所以成爲茶學著作的一座豐碑，也正因如此。
正因爲陸羽《茶經》是一部論道之作，因此也遭到了後世某些學者的詬病，並對陸羽將茶著作置於六經之列頗多微辭，在這些人眼裏，存在於尋常百姓“開門七件事”之一的“茶”中的“道”，是不能以“茶道”稱謂的，充其量只能叫做“茶藝”。如明·李維楨《茶經·序》：“而以擬‘經’之故爲世詬病，鴻漸品茶小技，輿六經相提而論，人安得無異議!”茶聖如陸羽者遭遇尚且如此，後世茶人所面臨的種種尷尬也就在所難免了。
還是引用陳文華先生《論當前茶藝表演中的一些問題》的原文作爲本文的結束：總之，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茶文化的靈魂，是指導茶文化活動的最高原則。我們應該根據茶道精神來從事茶文化活動。一切有悖於茶道精神的行爲，都要加以糾正、克服，使中國茶文化事業永遠沿着健康、文明的道路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