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名"長沙走馬樓簡牘"是合適的
在《文物》雜誌正式公佈這批簡牘之前，報紙已作過多次報道。在這些報道中，大都稱這批簡牘爲"長沙走馬樓吳簡"。這次公佈已整理的萬枚簡文，取消了"吳簡"的稱謂，只籠統地稱爲走馬樓簡牘，不確定其時代屬性。表面上看來好像有些不妥，實際上卻是很具科學性的作法。原因在於長沙走馬樓古井中出土的簡牘多達10萬餘枚，目前已經整理者僅萬枚，遠不是出土簡牘的全部，時代的確定，只有等全部簡牘整理完畢纔有可能。何況僅據目前已整理萬枚簡牘的情況而言，已經先後出現了建安、黃武、黃龍和嘉禾四個年號，後三個雖屬於孫吳年號，但建安屬於東漢獻帝年號，如定名爲吳簡，則不能反映建安時期；定名爲漢簡，又不能概括吳簡情況。更有未整理的九萬餘枚簡牘，一旦整理出來，又安知不會出現更多的建安年號或建安之前的年號？出現嘉禾以後的年號也有可能。總之，其中漢簡與吳簡的比重難以判定。在這樣的情況下，定名爲"長沙走馬樓簡牘"，避開時代的確定，乃是十分明智的作法，可免作繭自縛之苦。
二、孫吳未奉魏國黃初年號
《新收穫》一文以長沙走馬樓簡牘中出現的建安二十五年、建安二十六年及建安二十七年等東漢獻帝年號的事實，去證明《三國志·吳書·吳主傳》所云孫權在魏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八月"自魏文帝踐阼，（孫）權使命稱藩"之後，並沒有奉魏文帝黃初年號。《吳主傳》的所謂孫權"稱藩"於魏，只是陳壽以魏爲正統的粉飾之詞，對孫權而言，所謂"稱藩"只是一種策略上的運用，並用以糾正萬斯同在《三國大事年表》中謂孫權於魏黃初元年已奉魏黃初年號之誤，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該文作者卻忘記了徵引《建康實錄》去進一步證明文獻所載與簡牘所記的共同之處。《建康實錄》卷1《太祖紀上》記孫權自立年號之前所作所爲時，一連使用了建安二十五年、建安二十六年、建安二十七年及建安二十八年等紀年，卻一個黃初年號也未出現過。除此之外，《建康實錄》還在建安二十五年條雲："曹丕代漢稱魏，號黃初元年，而（孫）權江東猶稱建安。"證以長沙走馬樓簡牘紀年情況，《建康實錄》所云是完全正確的。這樣不是更可收文獻記載與簡牘所記互相印證之效嗎？
三、走馬樓簡牘的建安紀年同《建康實錄·太祖紀》的建安紀年完全符合
關於東漢末年與曹魏黃初初年的紀年問題，《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文帝紀》及《三國志·吳書·吳主孫權傳》是這樣記述的：
《武帝紀》雲：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午"王（指曹操）崩於洛陽，年六十六。"
《文帝紀》雲："太祖崩，（曹丕）嗣位爲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
又云：同年十月，曹丕即帝位，"改延康爲黃初。"
《吳主孫權傳》雲："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爲丞相、魏王，改爲延康元年。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爲黃初。……（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十一月，（曹丕）策命（孫）權曰：……今封君爲吳王。"《資治通鑑》所載與上全同。據此，知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初爲建安二十五年；這年的正月到9月爲漢獻帝延康元年；這年的10 月以後爲黃初元年，亦即公元220年這一年先後有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獻帝延康元年和魏文帝黃初元年三個前後相承的年號。《資治通鑑》從之，自此之後，無不以此爲據者。
但是，疑問終於發生了。這就是唐人許嵩在其《建康實錄》中提出的不同於上述的紀年。《建康實錄》卷1《太祖紀》是這樣說的：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王曹操薨，太子丕即帝位，改漢建安爲延康元年。……明年冬十月，曹丕代漢稱魏，號黃初元年，而（孫）權江東猶稱建安。
（建安）二十六年，其年始置丹楊郡，自宛陵於建業。
（建安）二十七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即黃初二年也。……冬十一月，魏使邢貞至，策命權九錫，爲吳王。
（建安）二十八年……冬十一月，權就吳王位於武昌，大赦，改年號爲黃武元年。按照《建康實錄》的這些記述，較之《三國志》所云曹丕改元黃初、劉備稱帝、曹丕封孫權爲吳王及孫權改黃武年號等事件均推遲了一年。唐人許嵩撰寫《建康實錄》時，無疑看到了《三國志》一書，何以其所記年代與《三國志》如此不同呢？如果他毫無所據，豈能胡說如此。應當說《建康實錄》所說年代是值得注意的。然而，由於有《三國志》及《資治通鑑》等書的明確記載，以致長期以來無人注意到《建康實錄》同《三國志》的不同紀年處，無形中把《建康實錄》的上述紀年視爲錯誤，不予理睬。今長沙走馬樓簡牘的出土，又把這個問題尖銳地提出來了。試看《新收穫》一文所徵引的下列簡牘：
入吏所備船師梅朋建安廿五年折鹹米六斛 （6-2263；圖一：2）
入吏番觀所備船師 建安廿七年折鹹米四斛 （6-2277；圖一：4）
入□鄉使卒建安廿六年限米廿四斛□ （6-1843；圖一：3）
其二斛八斗稅昭勉□□陳晉黃武元年米（6-2278）
這裏的四枚簡牘所記，結合其它簡牘能說明許多問題，這裏不論其它，單講其建安紀年的內容，除了如上所述可以證明孫權未奉魏文帝黃初年號之外，還可以證明《建康實錄》的上述紀年是有根據的。關於這一點，可以從上列二、四枚簡牘所記看出。此二簡，從其編號來看，顯然是前後相連的。第二簡言建安二十七年，第四簡雲黃武元年，這表明黃武元年是同建安二十七年前後銜接的，《新收穫》一文的作者也有此看法。既然如此，這就同《建康實錄》所云建安二十八年十一月孫權"改年號爲黃武元年"相合。正因爲建安二十八年十一月孫權已改建安二十八年爲黃武元年，故《建康實錄》在建安二十八年之後就稱黃武二年，而以黃武元年代替了建安二十八年的紀年，也正如上引竹簡之以黃武元年代替建安二十八年的紀年一樣。這樣一來，表明走馬樓竹簡所載紀年，同《建康實錄·太祖紀》的紀年是相同的。以簡證史，應當說《建康實錄》所載是有根據的和正確的，《三國志》的`紀年反而成了問題。按照走馬樓簡牘與《建康實錄》的記載，下列諸事的年代應爲：
曹丕改延康爲黃初年號，在公元221年，而非220年。劉備稱帝於蜀在公元222年，而非221年。曹丕封孫權爲吳王亦在公元222年，而非221年。
如果說《三國志》所載諸事年代不誤，則《建康實錄》與地下簡牘所載又作何解？因此，這是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迫使我們必須作出回答。
四、孫吳有口錢、算賦徵收之制而無戶調之制
在討論孫吳的算賦徵收之制時，有必要先明白算賦制度的簡略演變過程。
算賦，屬於用於軍事性質的稅，謂之"賦"或"軍賦"，始於秦國及秦王朝時期。《史記·秦本紀》載秦孝公十四年"初爲賦"；《史記·商君列傳》謂商鞅變法中有"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的規定。這裏兩次提到的"賦"，雖無"軍賦"、"算賦"之名，卻同《史記·六國年表》中所云秦簡公七年的"初租禾"之爲田畝稅明顯不同，故知其應爲軍賦或算賦。《後漢書·南蠻傳》載秦昭王爲優待射殺白虎之夷，與夷人約："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