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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康德的“自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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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康德的“自我意識”
    [摘要]德國古典哲學的奠基者康德試圖克服唯理論和經驗論的侷限,從認知主體先天的認知結構與形式出發,改造並發展了笛卡爾關於“自我意識”的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先驗自我意識”的概念,力圖爲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普遍必然性尋求終極依據。
  [關鍵詞]“哥白尼式的革命”;經驗自我意識;先驗自我意識

  在近代西方哲學中,唯理論和經驗論就知識的來源、真理的標準、演繹與歸納及科學知識的客觀性、普遍必然性的來源問題等進行了曠日持久的爭論。其中關於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普遍必然性的爭論在哲學史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經驗論哲學家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都認爲,人的知識既不來源於神的啓示,也不是來源於與生俱來的天賦觀念。如經驗論者洛克就認爲人的心靈原本是一塊白板,所有知識都是後天獲得的。經驗論還主張:感性是唯一可靠的、真實的,而理性是不可靠的。感性與理性只是量上的差異,而不是質的差異。他們認爲理性活動即判斷推理,不過是對感覺的變形,是感覺的加減乘除,對簡單觀念進行加工就變成了複雜觀念。所以從感性到理性不是質的飛躍,而是量的增加[1]。發現真理的道路是“從感覺與特殊事物中把公理引伸出來,然後不斷上升,最後達到普遍的公理”[2](P10)。由於經驗在所有人那裏都是一樣的,所以經驗就是普遍性的知識。顯然,經驗論認爲科學知識的客觀性、普遍必然性主要來源於經驗。
  唯理論者認爲科學知識是人心固有的,即天賦的。在他們看來,人們所有最簡單明瞭的真理性的觀念,都不是從經驗得來,而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是由全能的上帝賦予人心中的。唯理論者還認爲:既然感覺經驗的知識是個別的、有限的知識,所以這種知識具有或然性,沒有必然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識是心靈所固有的,是天賦觀念,或者是理性自身具有將經驗提升到普遍原理的能力。正是因爲人具有這種超越感覺經驗的理性能力,才使人們能夠形成關於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識,而主體所具有的理性能力是天賦的。在人們心目中清楚明白的觀念是天賦的,它在每個人心目中都是一樣的,因此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具有科學的意義。這種觀念就是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學知識,即唯理論者主張科學知識的客觀性、普遍必然性來源於理性。
  唯理論者和經驗論者就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普遍必然性來源的爭論以唯理論陷入獨斷論和經驗論陷入懷疑論而告終,都沒有能夠解決科學知識的客觀性、普遍必然性的來源問題。德國古典哲學的奠基者康德試圖克服唯理論和經驗論的侷限,以尋求能夠最終解決人類知識的客觀性和普遍必然性來源的新方法。
  其實,康德在哲學上本來出身於萊布尼茨一沃爾夫學派,最初也是唯理論的持有者。“但是,在牛頓自然科學理論的影響下,康德開始偏離唯理論而逐漸轉向經驗論,企圖透過經驗的途徑來論證因果性等理性原理的普遍必然有效性。這時他所接觸到的洛克、休謨等人的經驗論學說對他的這一傾向起了一種支援和加強的作用。可是,在進一步的研究中,休謨對於因果性的懷疑論學說的新思考,卻對康德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影響。”[3](P7)休謨在《人性論》中對人類理智進行考察之後承認,他無法找到一個在思想中或意識中統一各個知覺的原則。他說:“這個困難太大了,不是我的理智所能解決的。不過我也不冒昧斷言,它是絕對不可克服的,其他人或者我自己在較爲成熟的考慮之後。也許會發現出可以調和這些矛盾的某種假設。”[4](P673)康德正是在休謨的啓示下開始尋找不同的解決途徑,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坦率承認,就是休謨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條主義的迷夢,並且在我對思辨哲學的研究上給我指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3](P7)
  那麼康德找到了一個怎樣完全不同的方向呢?康德在總結經驗論和唯理論的爭論中,看到問題的癥結就在於爭論雙方都假定了認識對象的事先給定性,即在認識活動開始之前,就假定認識對象“是什麼樣子”,它已經現成地存在於那裏了,而後由認識主體去符合那個“現成的被給定性”。康德認爲,解決困難的前提是必須拋棄客觀對象在認識活動之前的“現成被給定性”。這個假定的給定性可以拋棄嗎?康德的回答是肯定的,這就是他的所謂“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認爲:“過去的哲學始終沒有找到一條可靠的路徑來完成自己的任務,總是不斷地走回頭路,在暗中摸索,並陷入各種意見的衝突和懷疑論中。其原因就在於,過去的哲學在知識與對象的關係上遵循的是這樣一種無批判的思維方式,就是假定知識必須依照對象,而對象卻不依賴於知識,假定一切關於對象的知識都來自對象,是由對象給予的,知識完全被動地以對象爲前提和準繩,向它看齊,與它一致符合。康德認爲,這個假定本身就直接否定了哲學完成其任務的可能性。因爲知識既然必須依賴對象,那麼關於對象的知識就只能是後天的、經驗的,這樣一來……它就不可能爲自然科學原理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保障了。”[3](P38)針對這種情況,康德認爲我們應該在思維方式上來一個革命,他主張“在知識與對象的關係上不是知識依照對象,而是顛倒過來:對象依照知識。康德把他在知識與對象的關係上提出的這個假設自豪地稱之爲‘哥白尼式的革命’”。[3](P38)。
  首先,爲了保證知識的客觀性,在知識的來源問題上康德接受了經驗論者的主張,認爲人與對象溝通的唯一途徑便是感覺、經驗。外物一切能夠提供給思維主體的東西,都無一例外地是在感性直觀中提供的,人類知識的內容只能來自感覺經驗。也就是說康德像經驗論者一樣否定了人類知識來源於主觀的臆想或者是借上帝之手植入人類心靈的天賦觀念。這就保障了人類認識在來源上的客觀性。但是康德又批評說,經驗論儘管強調經驗的作用。可是卻沒有對經驗如何可能作出說明,更沒有爲人類知識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保障。
  在爲人類科學知識尋求普遍必然性保障的問題上,康德繼承了笛卡爾以自我意識來解釋科學知識必然性的思路,但他卻不滿意笛卡爾對自我意識作出的規定。
  在西方近代哲學史上,自我意識概念是由笛卡爾的“我思”演化而來的。笛卡爾認爲:意識以外在的東西爲對象時也總是以心靈的眼睛注視自身,我們的認識必須是從人的靈魂開始,因爲我們的全部知識都依賴它。“我只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也就是說,一個精神,一個理智,或者說一個理性,這些名稱的意義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那麼我……是一個什麼東西呢?我說過,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5](P26)聯想起笛卡爾把“思”理解爲在我們身上發生而爲我們直接意識到的一切,我們就不難看出,笛卡爾所說的“我思”是對意識的意識,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自我意識。康德認爲笛卡爾的“我思”只是一種經驗的、心理學意義上的自我意識。笛卡爾並沒有區分“先驗的我思”和“經驗的我思”,也就是說笛卡爾沒有區分經驗的自我意識和先驗的自我意識,而先驗自我意識概念的提出可以說是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之所以得以實現的關鍵要素之一,也是人類科學知識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終極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