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在古代，經濟倫理就引起了中西方哲人的關注，但各有側重。其中：在對待生產勞動和商業行爲上，蘇格拉底抱持生存至上的職業觀，理性對待生產勞動和商業行爲，而孔子則認爲“君子”不應從事生產勞動；在對待財富上，柏拉圖認爲“精神財富”高於“物質財富”，而孔子主張“義利並舉”、“以義制利”，且二者都主張各個階層應採取不同的態度對待財富；在對待分配上，亞里士多德和孔子都運用了“中庸”思想，亞氏認爲應該按照貢獻來分配，孔子則主張按等級和“均平”原則分配。重溫哲人的這些思考，對推動當前經濟的有序、健康發展不無裨益。
論文關鍵詞：孔子；希臘三賢；經濟倫理
經濟倫理是人們在現實的社會經濟中產生，並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評價和指導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規範。無論是我國還是西方，古代思想家就已對經濟倫理進行了初步和有益的思考。孔子的論述中蘊含着豐富的經濟倫理思想；同樣，享有“希臘三賢”美譽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也對經濟倫理進行了一系列的闡發，並且具有明顯的承繼關係，而三者經濟倫理思想中的核心觀點孔子均有涉及。
基於這種考量，本文主要從兩個向度來論述孔子與希臘三賢的經濟倫理思想：橫向上，從中西比較的視域看孔子與希臘三賢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凸顯中西方重道德與尚理性這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縱向上，理性精神在希臘三賢的經濟倫理思想中是一以貫之的，正是有賴於如此持久的理性積澱，現代西方的經濟倫理思想比之我國才更加系統和完善。這種比較與分析，對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所遇到的各種倫理道德問題有着不可忽視的參考意義。
(一)
蘇格拉底關於經濟倫理思想的論述雖少卻精，主要體現爲：生存至上的職業觀，理性對待生產勞動和商業行爲。
色諾芬在《回憶蘇格拉底》中記錄了兩段對話，分別表明了蘇格拉底對待生產勞動和商業行爲的態度。第一次是與阿利斯塔庫斯的對話。後者認爲勞動是奴隸的事。蘇格拉底駁斥了他的觀點，認爲“與惡人有關係而豐衣足食，與優秀的人一起卻貧困不堪這是沒有道理的”。第二次是與其老友耶菲爾的對話。耶菲爾因爲年事已高以及戰爭的緣故陷入了困境。他寧願依靠國家救濟和幹粗話勉強餬口，卻不願從事商業活動。而蘇格拉底認爲“等到耶菲爾年邁之時，按照現在的方式就不可能養活自己”，因而他建議耶菲爾從事能使暮年生活有所保障的工作，而尋求商人的幫助可以使二者均得利。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蘇格拉底對商業並不像主流態度一樣一味排斥，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孔子對生產勞動和商業活動的態度與蘇格拉底不完全相同。首先，孔子認爲，“君子謀道不謀食。”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諸侯、大夫、士不勞而食，庶人則必須靠勞動而生，即所謂“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因而孔子強烈反對君子從事農業勞動。其次，雖然孔子反對君子從事生產，但他並不一味反對經商，而是視具體情況而定。孔子不僅以商品自喻，即“我待賈者也”，還對子貢的經商行爲予以默許，並將其與最喜愛的顏回相比，日：“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同時，孔子還認爲仕魯的臧文仲“置六關”是不仁的，於是他說服魯襄公廢除六關。這反映了孔子主張自由貿易的思想。
綜上可知，孔子認爲“君子學以致其道”，故“君子不器”。但這並不代表孔子鄙視勞動。在《憲問》中孔子還讚美“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這成爲我國“以農立國”的政治導向的倫理基礎。同時，孔子對於商業活動並不持一般的反對態度。但孔子深信，君臣庶下只有嚴守禮制，安於自己的等級名分，不互相侵奪，社會才能走向小康大同。可以看出，孔子是從階級倫常的維度來考慮經濟問題的。這與蘇格拉底的理路是正相反對的。蘇格拉底的經濟倫理充滿了理性色彩，他充分認識到，對人而言生存是根本，依靠自己的生產和經營獲得生存資源是明智的行爲。由此可見，以理性作爲德行的基礎，以理性統攝德性的生成，這是蘇格拉底的一貫主張。尼采將之稱爲“蘇格拉底文化”，這種理性精神正是“希臘三賢”思想一脈相承的線索。
(二)
作爲“精神上的助產±”，蘇格拉底對柏拉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經濟倫理也不例外。蘇格拉底說：“我們的需要越少，我們越近似上帝。”柏拉圖的財富觀正是受此影響而形成的。
首先，柏拉圖承認“人人皆知財富是個巨大安慰，而且人人愛錢是因它所具有的有用性。”在此基礎上，柏拉圖將財富分成三個等級：第一等是精神財富，第二等是肉體財富，第三等是物質財富。他認爲把追求物質財富放在第一位是個人和城邦招致禍害的根源，這正是孔子所謂“放於利而行，多怨”的真意。在柏拉圖看來，財富與貧困都有惡的後果。財富將導致奢華與閒散，貧困則造成舉止的低劣。因此，他認爲一個有理智的人，在追求財富上應當“注意和諧和秩序的原則”。
其次，柏拉圖認爲各個階層對待財富的態度應該不同。對統治階級來說，要把私有財產從他們的生活中徹底清除，這是柏拉圖財富思想的基石。在理想國中，統治階級即國王和護衛者“除了絕對的必需品之外”不得有任何財產，他甚至認爲在“一個安排得非常理想的國家，必須婦女公有，兒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而對被統治階級來說，卻並不要求其放棄私人財產。他的理由是“統治階級如果嗜好金錢與財產，他們必將腐朽。而生產階級成員就其本性而言必然有此嗜好，將不會急於篡奪統治者的位,置，因爲這會妨礙他們積累財富”。被統治階級的責任和價值就在於供應統治階級以生活資料，以使這些人專心治國，這樣才能達致城邦的最大善。
由此可見，柏拉圖的“理想國”宛如一部精心設計的龐大機器，個人不過是其中的部件，爲機器的運轉而理智行動，其中的理性色彩可見一斑。
孔子的財富觀主要表現爲衆所周知的“義利之辨”，而孔子的“義”大致類比於柏拉圖的“精神財富”，“利”則相當於柏拉圖的“物質財富”，關於“義利”的關係，二者的觀點如出一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