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其長期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僅產生了衆多的本土學派，也不斷有外來文化的傳入，這些不同的學派和文化，在矛盾衝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豐富了、發展了、壯大了，有的則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大約從東晉開始至隋唐時期，中國文化逐漸確立了以儒家爲主體，儒釋道三家既各自獨標旗幟，同時又合力互補以應用於社會的基本格局。中國文化的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續到了19世紀末，乃至20世紀初，歷時1600年左右。所以，可以這樣說，中國傳統文化是儒釋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補的文化。但是由於儒家長期被封建統治者尊奉爲正統這一事實，一部分學者常常只強調以儒家作爲中國文化的代表，而忽視或輕視佛道二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巨大作用。這種觀點，過分偏重於中國文化中的政治制度和宗法理層面，並把其他層面的文化現象也都納入到政治和倫理的框架中去考察和理解。這就把豐富多彩、生氣勃勃的中國文化描繪得單調枯燥、死氣沉沉的模樣了，顯然是不夠全面的。所以，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考察中國文化，撇開佛道二家是無法理解中國文化的多彩樣式和豐富內容的，更是無法全面深刻把握中國文化的真正精神的。
需要說明的是，這裏所說的儒釋道，主要不是指原始形態意義上的儒釋道，而是指隨着歷史的前進，不斷融攝了其他學派思想，並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發展了的儒釋道。因此，我們要比較準確和深入把握中國文化，就必須瞭解儒釋道三家各自發展的脈絡，以及三家之間的糾葛--矛盾鬥爭與調和融合。本文即想就此問題作一簡要的介紹和評述，以供有興趣研究或希望瞭解中國文化的人們參考。
一、在我國曆史上，西周以前學在官府，東周以後，學術逐步走向民間，春秋後期已出現頗有社會影響的儒家、墨家等不同學派，而至戰國中期，則出現了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學派紛呈，學說豐富多彩，爲中國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寬廣的基礎。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中引述了其父司馬談對學術流派的見解，他是把先秦以來的學派總歸納爲六家，即：陰陽、儒、墨、法、名、道德。司馬談引用《繫辭》"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說法，認爲這六家的學說都是爲安邦治國，他們各有所見，也各有所偏。而由於當時社會上崇尚黃老之學，司馬談也標榜以道家學說統攝各家。他認爲，道家"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以能"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總之，道家是"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然而，班固在《漢書》中則把先秦以來的學派歸納爲十家，即：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但接着他又說，十家中"可觀者九家而已"（即除去小說家），而各家則都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他同樣也引用了上述《繫辭》的話，不僅認爲各家學說都有其所長和所短，而且還強調說："其言雖殊，闢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由於當時社會已以儒學爲上，所以班固也竭力推崇儒家，認爲儒學"於道最爲高"。（《漢書》卷三十，《藝文志》）
這二位傑出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一位論六家，以道家爲統；一位明九家，以儒家爲高。他們觀點的不同，如前所說，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學術風尚和他們個人不同的學術師承背景。而他們之所以分別揭櫫出道家和儒家爲諸子百家的統攝者，如果從學術發展的內在規律分析，正是反映了在諸子百家衆多的學派中，儒、道二家思想是最爲豐富的。不僅如此，儒、道二家還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和自我發展、不斷更新的內在機制，所以逐漸成了諸子百家衆多學派的代表者。
事實上，自戰國中期以後，學術界就呈現一種紛紜複雜的情況。一方面是各學派內部的大分化，另一方面，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股各學派之間相互滲透、彼此融合的發展趨勢。中國文化就是在這諸子百家的學派分合之中不斷地發展和豐富起來的。
兩漢是儒、道二家廣泛吸收諸子百家，充分發展自己、豐富自己，並確立自己作爲中國文化代表學派地位的時期。
漢初統治者爲醫治秦末苛政和戰亂造成的社會民生極度凋敝的狀況，採用了簡政約法、無爲而治、與民休養的政策以恢復社會的生機。與此相應，在文化思想上則大力提倡道家黃老之學。此時的道家黃老之學，處於社會文化思想的代表和指導地位，所以他必須處理好與其他各個不同文化思想學派的關係問題。社會對思想文化的需要是多樣的、豐富的，而不是單一的，然而誠如許多中國思想家所說的，這種多樣性又需要"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王弼《周易略例》，《明彖》），即需要有一個爲主的指導者。不過，這種"統"和"會"絕不是以一種樣式去排斥或替代其他的樣式。因爲，如果把其他樣式都排斥掉了，只剩下了自己一種樣式，那也就不存在什麼"統"和"會"的問題了。漢初道家黃老之學，正如司馬談所描述的，它廣採了陰陽、儒、墨、名、法各家之長，正是這種容納、吸收和融合的精神，使得道家學說不僅成爲當時社會的指導思想，同時也成爲整個中國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者之一。
儒家之所以能成爲中國文化的主要代表者，也有着與道家的相同經歷。漢初儒家受荀子學說影響很大，如"六經"之學中的易、詩、禮、樂等學，都有荀學的傳承，而荀子禮法兼用的思想也普遍爲漢儒所接受。西漢大儒董仲舒建議武帝"諸不在六藝（六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爲以後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所本。然而，從董仲舒本身的思想來說，也早已不是單純的原始儒學了。他不僅大力倡導禮法、德刑並用的理論，而且大量吸收墨家的"兼愛"、"尚同"理論，乃至墨家某些帶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爲突出的是，在他專攻的春秋公羊學中，充滿了陰陽家的陰陽五行學說，使陰陽五行思想成爲儒家學說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班固在《漢書》中評述說："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卷二十七上，《五行志上》），就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由此可見，經由董仲舒發展而建立起來的漢代儒學，如同漢初的道家黃老之學一樣，也是廣採了陰陽、墨、名、法、道各家之長的。同樣也正是這種容納、吸收和融會的精神，使儒家學說不僅成爲當時社會的指導思想，同時也成爲整個中國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