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展機會分配極不平等的社會裏，父母應努力爲孩子尋找接受個性化教育的機會，而不是盲目追求考試成績最高。
不論可能造成怎樣嚴重的長遠後果，美籍華人“虎媽”的教育，據說成功了。隨後，與國內其他喜趕時髦的雜誌一樣，《家庭》雜誌又發表了一個“狼爸”教育案例，在父親的棍棒之下，四子女當中的三人考入北京大學，另一人正在“走向”中央音樂學院。
教育方法是否正確，實質在於“權威”指示的努力方向是否正確。在孩子眼中，父母或多或少總是有權威的。不過，父母或多或少意識到，讓孩子遵從自己的權威並非在一切領域都對孩子有益。例如“教育”領域。因爲，教育是否成功或是否正確，從來沒有什麼立竿見影的標準。俗語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父母若非專家，怎可預知百年之後自己的教育成果是否成功或正確?以棍棒爲依據的權威，怎可論證考取北京大學就是教育的成功或正確?人格的扭曲，知識結構的偏差，因在權威指示的單一方向上的盲目努力而錯過各種其他技能與核心價值的學習視窗而導致的心智缺陷，所有這些可能的後果，難道棍棒權威可以有正確的判斷?教育真如此簡單，爲何我們舉目望去，世界各國均自承教育失敗而不敢自稱教育成功?
我提醒讀者注意這一事實：各國教育的通例，是失敗而非成功。爲什麼?首先，教育者和受教者之間有極大的資訊不對稱性，而且由此引發的決策錯誤，恐怕只有醫患之間資訊不對稱和由此引發決策錯誤的嚴重後果，可相提並論。其次，不同於醫療，教育是否成功，需要等待幾十年至上百年才見分曉。在這樣的長期預測中，教育者很難判斷受教者未來生活方式的重大變遷及相應地不得不有重大改變的教育。第三，也可能是最關鍵的不確定因素，就是教育者很難預知受教者將來的人生經歷，而正是受教者人生經歷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教育應是個性化的。孔子遵循的“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至今仍是教育者應當遵循的兩項基本原則。
已有的許多心理學測驗和最新發表的幾份腦科學研究報告，共同論證了下面這一事實：智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遺傳決定的。例如，統計而言，孩子們智商測驗分數的差異，大約60%可由他們父母及祖父母的智商測驗分數得到解釋。基於同卵雙胞胎樣本和收養兒童樣本的統計分析結論與此相同，在最新出版的《社會經濟學手冊》第一章裏有更多的介紹。
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假設孩子們由遺傳因素而分爲兩類——更適合學習與考試的和不適合學習與考試的，並且假設父母不借助正規教育便不能斷定自己的孩子屬於哪一類。因此，諾貝爾經濟學家斯賓塞年輕時寫過一篇論文，將正規教育視爲一種“篩選”過程，而不是學習知識或學習如何學習知識的過程。學習能力強的學生可以較低成本獲得文憑，故而當行爲達到均衡時，那些學習能力不強的學生要麼根本不進入獲取文憑的過程，要麼獲取較差大學的文憑。這樣，勞動力市場可根據“文憑”信號配置畢業生的人力資本，實現帕累託效率。
若孩子由遺傳決定了不是學習和考試的材料，那麼，他即使能夠承受棍棒的磨難考取名校，仍難以在名校學生的激烈競爭中名列前茅，此時，他會非常難以承受自己的失敗，可能抑鬱或自殺了結一生。
若由遺傳決定，孩子原本就是學習和考試的'上等材料，那麼，對父母而言，有遠比“棍棒”更有效的激發孩子努力的方法，即“獎勵”。因爲，單純依靠棍棒，對智力很高的孩子而言，極易激發逆反情緒，於是極大降低教育成功的概率。智力很高的孩子爲獲得同等獎勵付出的努力，必定低於其他由遺傳決定而學習和考試能力更差的孩子。事實上，在中國社會，更加重要的是，父母應努力爲這樣的孩子尋找接受個性化教育的機會，而不是盲目追求考試成績最高。
比較複雜的情形是，在發展機會的分配極不平等的社會裏，屬於弱勢羣體的家庭，仍以很高概率獲得智力程度較高的孩子。此時，若父母依照強勢羣體的方法教育孩子，由於包括經濟資源在內的各種資源的極大限制，這些父母很可能，如馬克思早已預言的那樣，將自己的孩子培養成新一代的弱勢羣體成員。故而，我們應幫助弱勢羣體的家庭尋求突破，尤其是突破官僚化的應試教育體制。
所謂教育體制的官僚化，按照韋伯論證過的官僚的“努力最小化”行爲模式，意味着教育管理者們不願意付出“得不償失”的努力去幫助那些來自弱勢羣體的孩子獲得更多和更好的教育資源。這是中國社會的事實，與教育有關的各類資源正迅速地被固定爲各種易於管理的指標。與官僚化的指標體系完全一致，孩子們的簡歷迅速變得複雜和冗長，充滿各種昂貴補習班的考試成績。
如果不能儘快破除官僚化的教育體制，我們的教育將成爲或許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失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