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研究可以說正是方興未艾。就目前學界的反映來看，顯然它已從不公正的漠視、疑慮、指責的陰影中走了出來，開始真正走向本土理論學派的主體性與性的訴求。毋庸諱言，文化研究的發源地是西方，在法蘭克福學派、伯明翰學派覓到了其理論的奠基石之後的半個世紀，文化研究真可謂席捲全球，影響斐然。文化研究自其誕生之日始，從來就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科，它的研究領域、對象、方法都體現了極強的多元性，但它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性的學術品格，並由於對當下社會現實的關注而獲得了其生命之源。作爲對於西方上個世紀初開始的研究的學轉向的一種理論反撥，文化研究之命意無非是從語言牢籠這一自設的學術閥限中突圍，它超越了文藝自身的視野，視文藝爲文化實踐之一種，並與人類當下生活及文化消費相關聯。一直反思自身理論停滯不前，致力於理論主體性建設的中國文藝學正是由此選擇了文化研究作爲新的理論創生點，對闡釋中國現實充滿焦慮感的中人也由此獲得了堅實的理論支撐。當前，文化轉型大背景下的中國學界也面臨着一個學術轉型的問題，即思想和知識範式的轉型。在文藝學界，文化研究的大行其道其實正是自覺地承擔了新舊學術範式交替的中介角色。也正是因爲這個原因，直面文化研究的衝擊已經成爲所有關注中國文藝學主體性、現代性建設的學人的首要問題。文化研究將走向何方？前景是黯淡還是輝煌？這自然而然地成爲文化研究的先行者必須爲自己乃至學界先行解答的問題。
《文化研究》的編委們的討論顯然說正是對此問題的最好回答。從大學、傳媒、乃至出版界反饋回來的資訊說明，文化研究在國內走向深入已是不爭的事實。與會者就文化研究在中國的未來走向可以說達成了某種理論共識，即必須強調原創性理論研究與迴應當下生活的個案研究，將中國問題置於全球化視野之下，加強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對話。並指出，更爲迫切、重要的是，文化研究爲了自身理論的可持續性發展，必須在培養新的學術隊伍上要做細緻耐心的工作。
《文化研究》主編之一的金元浦首先發言，他簡單回顧、了自創刊以來的經驗，並對《文化研究》的學術品格作了概括，將本次座談會的主旨歸納爲兩個問題，即如何進一步辦好《文化研究》這份刊物？作爲一種處於整合狀態中的新的學科，"文化研究"的未來走向如何？他認爲當代社會科學與文化正在發生一系列的"轉向"，一整套新問題伴隨着舊問題的消隱而凸顯出來。文化研究在中國的興起，絕非簡單的理論挪用，而正是基於本土的文化等轉向的內在要求。新問題的發現需要敏銳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的支援，文化研究的"當下性"與"批判性"品格使它有能力來承擔闡釋中國的重任。目前國內的文化研究需要從兩個方面突破，這就是深刻的的形而上的理論思辯和直面現實的細緻的學理梳理。尤其需要重視對文化現象、文化事件的個案分析，對日常生活中習焉不察的現象進行觀察與批判性解讀，正是文化研究的.巨大魅力之一。中國的文化研究需要進一步做些實實在在的工作，而非故弄玄虛地大搞理論的花架子。陶東風接着作了補充發言，強調辦刊初衷既是對當時社會現實迴應，也是對新的學術研究範型轉換的探索。他認爲刊物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它扣緊社會生活，關注當今世界發生的事情，關懷、批判現實。這也是刊物強大生命力之所在。而宏觀理論與微觀案例研究的結合，應當成爲《文化研究》繼續抓好的特色。應繼續加強學術規範的追求，鼓勵稿件的獨創性研究。他指出，關注中國現實，而非簡單介紹國外的理論和學術，是中國學者獨創性的源泉。冷戰之後的全球化的發展凸顯了中國學者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中國的問題只有放在更加廣闊的世界文化結構之中才能夠還其本來面目。世界上沒有任何中性的學術與文藝觀念，觀念背後隱藏的的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霸權關係。因此，中國學者的立場問題是關鍵之所在。
接着有學者對文化研究在中國的發展現狀作了理論概括，王寧與陳曉明的發言相得益彰，分別從國際背景與本土化的角度作了總結。王寧認爲當前對文化研究的狀況進行理論概括非常必要。文化研究已不僅僅是中國大陸的一個現象，已經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矚目。中國的文化研究可以分爲三個階段：其一是引進階段，主要是1993至1995年，屬於概念引進時期；其二是樹立中國特色的文化研究的階段。中華文化圈的文化研究有三個組成部分：以東亞文化研究爲旗號、香港以嶺南大學、香港大學爲中心，注重個案研究；大陸的文化研究則以理論探討以及中西方對話爲側重點。其三便是走向世界的階段。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三個階段又可以分別概括爲後現代語境、後殖民語境以及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研究。陳曉明着重談了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問題。他從大學體制的發展、學術轉型以及新的知識增長點等角度對文化研究的興起作了分析。認爲作爲一門新興學科，"文化研究"日益形成的固定概念、敘事方式、文風、術語等在大學知識轉型的背景下已形成自己的優勢，同時也表現出一代中青年學者在語言規範，學科重建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因此，在對經典文字的介紹，學術方法和學術方向的重建方面，《文化研究》與"文化研究"學科一起，共同成爲了的承擔者。
其次，部分學者就文化研究如何走向深入的問題進行了對話。王逢振認爲《文化研究》與研究的重大區別在於研究對象的不同。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的蓬勃興起與中國的社會現狀，大學、文化現象的巨大變化有密切關係。文化研究不應只是單純對西方理論的引進，而是對目前文化現象的有意識介入與參與。（可以介入到大學教育機制、文學研究、流行文化等等文化現象中去）介入的現實，是從文化角度干預社會，是介入社會問題，因此不必拘泥於學科的限制。認爲諸如教育問題，生態問題，邊緣文化（如被壓抑狀態下怪異的研究等）、文化機制等問題均可作爲焦點話題推出。周小儀表示非常認同《文化研究》的選題、關注點，認爲它所發表的文章大多具有關注現實、批判現實、浸入現實的特點，堅持宏觀理論探討與微觀個案分析相結合的辦刊原則，增加了學術含量。他強調應當將中國學術放入世界範圍內探討，在理論框架上推動知識的進步。
學者們在如何培養文化研究的新生力量這個話題上的討論猶爲熱烈。他們普遍對目前正處於學習階段的相關專業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寄予了厚望。羅綱強調"文化研究"作爲一門新興學科對本身就是文化參與者的青年學者和學生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他們的快速介入可以使"文化研究"中的個案分析更爲鮮活，他們對學術陳規的突破也可以使"文化研究"更具有生命力。因此，希望《文化研究》能夠加強對青年作者的培養和催生，在刊登學術研究成果的同時，培養自己的學術隊伍。金元浦同樣強調了培養學術隊伍的重要性，並呼籲與會學者積極薦稿，主動發現、培養本專業的可造之才。汪民安則從知識增長與學術轉型的角度論述了文化研究盛行的不可逆轉，並強調文化研究是一個新的學術機器，文化研究是作爲舊有學術規範的一種突破力量而出現的。它拆毀舊的學術機器，同時又生產新的東西。《文化研究》要進行再生產，一方面是生產"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培養青年學生的理論興趣，生產出一批新的文化研究者是它的重要任務。
此外，與會者就如何進一步辦好《文化研究》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見。在加強刊物的學術規範方面，提出實行匿名評審制度，力爭使《文化研究》辦成期刊。註釋、引文等體例方面儘量與國際刊物接軌；在辦刊方式上，認爲應積極同港臺學術同行、出版界合作。探討資金運作、稿酬制度改進的可行性辦法，另外，大家也對刊物的內容改進提出了寶貴意見，如繼續加強貫徹創刊之初的"頂天立地"之用稿原則，理論文章需強調獨創性，個案分析則應以視角獨特、關注現實。努力做好個案研究、歷史研究的重新發掘以及學科轉型的要害處的切入等等。
由於與會者大多是文化研究的關注者、實踐者，分別來自清華、人大、北師大、首師大等高校、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及《文藝研究》、《人民日報》、《中國文化報》、《中國教育報》等相關學術媒體，他們的聲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國內文化研究在大學、研究機構、出版媒體的現狀，並必將對文化研究繼續走向深入產生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