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1903年赫胥黎《天演論》中譯本在的問世算起，中國人類學到今天將近百年華誕。站在新世紀的起跑線上，對一個學科的發展作性的回顧，不僅能反思學科發展的成敗得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學科本身發展的需要。在已有的對人類學學科歷史的“回顧與展望”篇中，單論文就不下50餘篇，更遑論洋洋大觀的學科史著述。學者們對人類學宏觀的、人類學的中國實踐和遭遇、學科史發展的分期斷代，以至於各個專門化的學科發展，都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剖析和反思。這些都有益於我們從各個不同的層面和角度，來了解上一世紀中國人類學走過的艱辛道路，以及它對中國社會所做出的可貴的貢獻。筆者試圖以時間爲經，以人事爲緯，試圖建構一個長時段的框架，以學術思想的發展爲主軸，回顧中國人類學發展的百年曆史。全文分爲四個部分：一、20世紀初-----20世紀50年代末：人類學的中國啓蒙、實踐和學術轉型；二、20世紀60年代-----20世紀70年代末：作爲知識的人類學的蟄伏和低度發展；三、20世紀80年代初-----21世紀初：作爲學科的人類學的重建與興盛；四、中國人類學百年審視：觀點與討論。
一、20世紀初---20世紀50年代末：人類學的中國啓蒙、實踐與學術轉型
基於對中國人類學學術思想史發展脈絡的理解，我們把中國人類學在20世上半期發展歷史的下限確定在20世紀50年代末。20世紀早期的中國社會是近代以來變革最爲激烈的時期，出於救亡圖存的愛國民族主義情結，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最先自覺地接受各種西方社會思潮，意圖“洋爲中用”，改造中國社會，使之走上富強之路。以古典進化論作爲先導的人類學理論思想就是在這種大的社會背景下進入中國社會，並逐漸爲國人瞭解和接受。爲了敘述的條理性，我們把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類學的發展又細分爲三個小時段，它們分別代表了人類學在中國的啓蒙、實踐與學術轉型。
（1）、人類學的中國啓蒙：20世紀初-----20世紀20年代末
作爲知識的人類學在中西方社會歷史中早就存在了。我們可以從二千多年前留下來的《歷史》、《日耳曼尼亞志》、《史記》、《山海經》等文獻中看到“人類學知識”的歷史痕跡。但我們在這裏指涉的人類學，是指近代以來才發展起來的知識傳統，也就是如沃勒斯坦所言的，到十九世紀才完成自己“蛻化”的作爲學科的人類學（沃勒斯坦：1997：22）。
受生物和社會進化論的，19世紀人類學研究的主題就是古典進化論學說，它帶有對於客觀性和進步性的深切關懷，主張社會與人文類型的研究應着眼於社會理論的實證價值，能直接爲社會變革提供理論依據和指導思想。這無疑與20世紀早期的中國知識分子所求索的改良社會的思想路徑是契合的，所以，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起，人類學的理論思想傳人中國社會可以說是合乎邏輯的選擇和進入。我們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西方人類學社會學的譯著在中國問世：
英國的赫胥黎著嚴復譯的《天演論》在1895年完成，1903年出版；
德奧帝國的哈伯蘭（MichaelHaberland）著林紓、魏易譯的《民種學》在1903年由北京大學堂館書局印刷發行；
英國的斯賓塞（cer）著嚴復譯的《羣學肄言》（又名《社會學研究》）在1903年全書由上海文明編譯書局出版；
法國的涂爾干著許德珩譯《社會學方法論》在1925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英國的威斯特馬克(marck)著《人類婚姻史》五四運動期間在北平《晨報》連載達一年之久；
日本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起了橋樑作用。
1902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了薩端譯的日本學者賀長雄的原著《族制進化論》；
1903年馬君武把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第二編《社會學引論》的日譯本轉譯成中文；
另外還有林楷青譯鳥居龍藏著的《人種志》、高種譯太原祈一著的《社會》等等；
不難看出，這些譯著主要集中在二個方面：一是爲人種學和民族學著作，二是爲社會進化的人類學著作，而且以後者居多。這些譯著爲人類學在中國的傳播起了思想啓蒙作用，使國人不但瞭解了能改造社會的人類學進化理論，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一些知識分子自發地“西學中用”，並運用這些理論思想結合中國的社會歷史文化，來審視中國的現實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