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以來，中國傳統哲學之特質，許多學者都有論述，在此基礎上，本文選取價值哲學的獨特視角，觀照中國傳統哲學，提出一看法，即“必然”原理與“應然”原則相融通乃是中國傳統哲學之重要特質。所謂“必然”原理指探討存在本質、發展趨勢、客觀過程、必然規律的哲學理論，包括本體論、歷史觀、認識論、人性論等理論領域;所謂“應然”原則指論述價值觀念、價值取向、價值目標、價值理想的哲學思想。在中國傳統哲學中這兩方面的內容是相融合相貫通的。
一
《尚書·洪範》記述周武王訪問箕子：“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漢書·董仲舒傳》記載漢武帝對董仲舒的策問。第一策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第三策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微浸滅浸明浸昌之道，虛心以改。”
周武王、漢武帝向思想家的提問，其問題開端都是“天”的問題、“命”的問題、“大道”問題、“天人之際”問題，亦即“必然”意義上的根本原理問題;而歸宿都在“彝倫攸敘”問題、“百姓和樂”問題、“政事宣昭”問題、“浸明浸昌之道”問題，即“應然”意義上的價值原則問題。這不僅是對箕子、董仲舒的提問，而且可以說是整個中國傳統哲學思考和回答的總問題。
二
“必然”原理與“應然”原則融會貫通，既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提問方式，也是其理論建構的範式。與西方哲學的異隔性、分析性思維方式不同，中國哲學理論思維的突出特徵是融合性、貫通性。無論是建構本體淪、認識論、歷史觀、人生論，還是建構其他哲學理論，都會將“應然”的原則貫注其中，從而使哲學理論呈現爲自然與人倫合一、知識與道德融合、宇宙法則與治世規範統一的獨特風貌。
道、氣、無、理、心是中國哲學中標誌宇宙本體的五大範疇。它們不僅僅是標誌終極存在的本體範疇，而且是本體存在與價值境界相融通的範疇。它們無一不是萬物根源與價值淵源、宇宙本體與價值至境的融通合一。老子之“道”，既指天地萬物存在的終極根據和必然規律，又指人應該追求的崇高目標和理想境界。所以老子既稱“道”爲“萬物之奧”，又贊“道”爲“善人之寶”(《老子·六十二章》)。“萬物之奧”是本體義、“必然”義;“善人之寶”是價值義、“應然”義。作爲宇宙本體，老子認爲“道”是“無形”“無象”“無狀”“無名”的存在;作爲價值原則和價值至境，老子賦予“道”以自然、虛靜、柔弱、獨立等價值品格，是利、真、善、美的統一體，是人應該遵循的準則。這種“必然”原理與“應然”原則的合一，是本體價值化和價值本體化的結果。
春秋時代，中國人的歷史觀從原先的以“神意爲本”的天命史觀，逐漸轉向以“人事爲本”的人本史觀。哲學家們着力以理性態度思考歷史的本質和規律。然而，這種理性思考，從不脫離價值問題。其典型的觀點是：
⒈“生意成勢”——生存價值與歷史趨勢的融通。柳宗元認爲歷史發展有着“不得已”的客觀必然之“勢”。例如，“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封建論》)，而後代郡縣制取代封建制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然而，歷史發展之客觀必然趨“勢”並不是完全脫離人之主體活動的'純粹的外在力量，它體現了人類羣體對生存價值的追求，也就是“生人之意”。柳宗元這種“生民之意”以“成勢”的觀念，鮮明地體現了價值追求與歷史法則融通的思路。
⒉“同然即理”——公義價值與歷史規律的融通。王夫之提出“人之所同然者即爲天”(《讀通鑑論》卷七)的光輝命題。王夫之所謂的“天”，即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勢”)和必然規律(“理”)的統一，是歷史發展的客觀力量的總稱。王夫之所謂的“人之所同然”“民心之大同”則指民衆共同的價值追求，大體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說的“公義”——人們普遍認同的道義。他認爲，“同然”“同心”的基礎乃是“欲之所得”，即人們共同的物質生活欲求的普遍滿足。他說：“人慾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無人慾之或異。”(《讀四書大全說》卷四)這顯然是對柳宗元“生民之意”的進一步發展。於是，普遍的價值的追求和普遍的物質利益需要的滿足與歷史的客觀規律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三
對於中國傳統哲學來說，純粹的獨立的認識活動是不存在的，也是沒有意義的。中國古代哲人把求真與聞道，窮理與儘性，致知與祟德視爲不可分的統一過程。在這種融通中，價值意識在認識中的主要表現是：
⒈對認識主體的價值要求。中國哲學認爲人們認識客觀事物的過程並非自然而然的消極被動的反映活動，而是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的發揮過程。所以，爲了達到認識真理的目的，不但要順應認識規律，還要對認識主體有價值要求，也就是要求認識主體具有崇高的品德修養。《尚書·洪範篇》就對認識主體的修養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敬用五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這些要求包括了能力和道德兩個方面，《洪範》認爲達到這些要求，乃是成爲一個好的認識主體的先決條件。後來，孔子提出要成爲智者，首先得成爲仁者，“擇不處仁，焉得知”(《論語·里仁》);“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論語·衛靈公》)。孟子也說：“不仁，是不智也。”(《孟子·公孫丑上》)由此可見，對認識主體提出價值修養的要求，乃是中國哲學的重要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