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作家作品爲研究對象、沿襲傳統古典文學研究思路的工作繼續展開
以作家、作品爲對象的研究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在當前跨學科、多元化方法逐漸取得主流位置的情況下，這種常規性的研究方法與思路也在不斷被改進的過程中得到發展，出現了數量衆多的著作與論文。這些成果，根據其內容特徵，大致可分爲文獻考證、思想透視、意象品評、流派研究、綜合比較等類別。
作爲古代文學研究的基礎，基本的文獻工作可包括資料考證、文獻整理等方面的內容。有關資料考證的工作，其重點約略可分爲兩個：一是因時代久遠，與之相關的歷史事件、文化內涵因被遺忘而成爲考證重點的。如先秦文學研究中對《詩經》作品時代問題的考證，馬銀琴《西周早期的儀式樂歌與周康王時代詩文字的第一次結集》、《西周穆王時代的儀式樂歌》、《周宣王時代的樂歌與詩文字的結集》等系列論文，以《詩經》作品的時代問題爲重點，分別考察了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及西周後期儀式樂歌創作與編輯的基本情況。劉躍進《蔡邕行年考略》、《賈誼〈詩〉學尋蹤》、趙逵夫《趙壹生平著作考》、王立羣《〈文選〉成書考辨》、《孟浩然集兩首詩的作者考辨》、蔣寅《葉燮行年考略》等均可歸入此類。二是流傳過程中失落了作者及創作時代，因而成爲考證中心的。如明清小說研究中有關《三國演義》、《西遊記》等作者考證。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張志和《〈三國演義〉作者及版本問題研究評述》、吳聖昔《究竟誰是造物主：〈西遊記〉作者問題綜考辨證錄》、沈伯俊《〈西遊記〉作者補論》等。
在文獻整理方面，主要的成果有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陳鐵民《王維詩選》、《高適岑參詩選評》，楊軍《元稹集編年箋註·詩歌卷》，劉學鍇、餘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劉揚忠《晏殊詞新釋集評》，以及陳祖美《李清照詞新釋集評》等。除專著之外，劉躍進《蔡邕著述摭錄》，根據歷代有關蔡邕作品的著錄情況與現存作品，比較詳細地考察了《月令章句》、《琴操》、《獨斷》等十二部蔡邕作品的真僞問題以及卷帙存佚情況。周建忠《〈九歌〉要籍解題》，則透過對1900 2000年間出版的十三部《九歌》做“解題”的方式，來了解研究《九歌》的歷史與理解《九歌》的關鍵所在，達到治史的目的。另外，劉躍進《關羽目錄》、陶禮天《〈司空表聖詩集〉輯佚考述》、楊鐮《元詩文獻研究》、劉世德《〈三國志演義〉周曰校刊本四種試論》等，都是與文獻整理相關的成果。
透過對作品的分析來透視作家的心靈或闡述文學團體、思想學說的成因、內容等，這是傳統的作家作品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近兩年文學研究的方向之一。如王德華《〈卜居〉、〈漁夫〉：屈原精神困境的揭示和對自我與社會的雙重固持》、趙海嶺《〈蘭亭詩〉與東晉文的山水自然觀》、劉鐵峯《“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試論柳宗元詩歌在山水風物描寫中的貶謫心態》等，均屬此類。
“立象以盡意”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徵。作爲傳統思維方式中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分析出現於文學作品中的意象或人物來把握整篇作品的主旨，進而考察與之相關聯的文化現象，在近兩年的研究中得到了延續。如胡大雷《從屈原的人生痛苦論〈離騷〉求女指寓》、黃琳斌《〈莊子〉畸人意象三題》、陶文鵬《論李商隱詩的幻象與幻境》，孫豔霞《元雜劇愛情戲中女性形象的叛逆性格及其成因》、羅斯寧《兩個韓褗形象的比較———看市井文化對元雜劇書生形象的影響》等，都是透過分析意象與人物來研究作品及與之相關的文學現象的文章。
文學流派是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現象，作家作品的研究，尤其是魏晉時代以後的作家作品研究，總是或多或少與一定流派研究發生了關係，因而，流派研究也是古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陳才智《〈主客圖〉與元白詩派的成立》，透過對張爲《詩人主客圖》流傳、研究情況的分析，確認了它在中國古代文論史、尤其是“詩派”觀念形成史上的重要地位，提出《詩人主客圖》不僅爲我們研究“元白詩派”提供了理論根據，表明了對“元白詩派”主導思想的理解，同時還爲我們提供了一份“元白詩派”的成員名單。他的另外三篇文章———《〈主客圖〉白派詩人考述》、《元白體名義辨析》、《長慶體名義考辯》也都可歸入流派研究的範疇。
就某一類作品進行綜合分析或對具有一定聯繫的文學種類或現象進行比較研究，是文學作品研究中的又一思路。如陳飛《唐代試策考述》從常明經試策、準明經試策、類明經試策、常進士試策、類進士試策、學館試策、制舉試策七個方面，對唐代試策制度進行了全面整理和細緻辨析。張廷傑《宋詞藝術論》分藝術發展論與宋詞作家論兩大部分，全面考察了宋詞的藝術特色及詞風流變。透過綜合比較的方法來研究文學現象及相關作品的單篇論文數量更多，如王洲明《楚騷與漢代抒情賦》，金明生《〈史記〉與先秦歷史散文人物描寫藝術比較》，莫礪鋒《論晚唐的詠史組詩》，孫敏、劉尊明《孟浩然、王維山水田園詩比較》，張思齊《白居易閒適詩與基督教聖詩簡論》、諸葛憶兵《南北宋詞異同平議》等，不勝枚舉。
2．歷史文化視野下的文學研究得到了古代文學研究者的積極響應
文學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創作與傳播，與當時的社會文化生活發生着密不可分的聯繫。當學者們越來越多地以歷史的眼光觀照文學現象時，歷史文化視野中的文學研究受到了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重視。在古代文學領域，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以具體的文學問題爲切入點而展開的歷史文化研究。揚之水《詩經名物新證》即是一部以具體的名物問題入手，全面考察與之相關的文化問題的專著。全書以《詩經》具體篇目爲單位，充分利用考古資料，細緻深入地考察了《大雅·公劉》、《小雅·大田》、《豳風·七月》等十六首詩中所涉及的名物以及與之相關聯的制度與文化。胡小偉《從〈樂府詩集〉所輯〈關背德〉、〈通荊州〉看三國曆史上的荊州之爭》，由《樂府詩集》中收存有關荊州戰事的兩首“吳鼓吹曲”入手，從探討兩曲來源及是否爲“當時鼓吹”，進而討論了兩曲的史料價值及其反映的吳蜀矛盾、以及魏蜀吳荊州之爭的真實原因與後續影響。王政《〈詩經·魚麗〉與先秦生態觀念略說》，由《魚麗》毛傳“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的物產養護、生態維繫意識提出問題，進而以《周禮》、《國語》中的資料進一步證實先秦時代即產生了維繫自然生物的思想觀念，並進一步分析了這種生態意識在先秦時代的幾種主要傾向：孟子“養”的理論、“生物鏈”的意識、荀子“時”的觀念，以及在禮法對保護生態所做的種種規定。另如陳元鋒《王安石屢辭館職考論：兼論宋代館職、詞臣之榮顯與遷除》，何新所、陳忠義《李贄評選〈坡仙集〉與明末文學思潮》，鄒元江《明清思想啓蒙的兩難抉擇———以湯顯祖爲研究個案》，郭孟良《〈金瓶梅〉與明代的飲茶風尚》等，也都是透過個案分析來透視當時社會文化生活的論文。
從特定歷史文化背景出發來討論文學作品的性質，考察文學觀念以及文學現象的發生、發展狀態，是歷史文化視野下文學研究的另外一種表現方式。其研究成果以專著形式出版的，有饒龍隼的《先秦諸子與中國文學》、程國賦《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彭國忠《元祐詞壇研究》等。《先秦諸子與中國文學》以先秦諸子文學作爲獨立的研究對象，旨在考述先秦諸子的文學活動狀況，發掘先秦諸子文學的制度內涵：上編“文學創制”從創造精神、篇章體格、用象形態等層面，具體標示了先秦諸子文學的創造精神和發展性狀；中編“前文學觀”主要討論了諸子《詩》說、諸子神怪論以及諸子互攻語境中的“小說”觀，作者認爲，這三個方面是古代文學觀念的前期形態，是中國詩學思想、小說文體和小說觀念的淵源所在，他總稱之爲前文學觀；下編“用象制度”在略述先秦時代“觀念具象”（即先秦諸子的用象形態）的演進歷史之後，集中地討論了觀念具象的基本特徵與語言形式。這部作品，不僅是諸子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對於整個古代文學而言，它所採用的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都有許多值得借鑑的地方。程國賦《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從史官文化、門弟、科舉、宗教、婚戀思想、商業、士子文化形態等七個層面，對唐五代小說的發生發展作全方位的文化探索。彭國忠《元祐詞壇研究》則從元祐更化、元祐黨爭、元祐學術、元祐詞人的`詞學觀念等方面入手，全面描述了元祐及其前後30年間詞壇的風貌。
結合歷史文化制度的發展來透視文學現象的文章頗多，如馬銀琴的《〈毛詩〉首序產生的時代》、《春秋時代賦引風氣下〈詩〉的傳播與特點》即屬此類。《〈毛詩〉首序產生的時代》透過分析《毛詩》首序解詩模式與周代禮樂制度之間內在的對應關係，就《毛詩》首序的產生時代問題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看法，即它產生於《詩經》作品中被編輯的時代，它是周王室的樂官在記錄儀式樂歌、諷諫之辭以及那些爲“觀風俗、正得失”的政治目的採集於王朝的各地風詩時，對詩歌功能、目的及性質的簡要說明。《春秋時代賦引風氣下〈詩〉的傳播與特點》則在討論春秋時代《詩》傳播的基本方式的基礎上，依據一系列數據統計，着重分析了春秋時代賦引風氣興衰的原因及其對詩文字傳播的意義與影響，文章提出春秋時代賦引風氣的興衰與諸侯爭霸的政治現實密切相關的觀點。另外，胡小偉《唐代社會轉型與唐人小說的忠義觀念———兼論唐代的關羽崇拜》、趙沛霖《關於〈詩經〉祭祀詩祭祀對象的兩個問題》、許總《盛唐詩繁榮的人學視野》、陶慶梅《唐末詩人的漂游、入幕與詩歌創作之關係》、嚴金東《用詩·品味·賞玩———論宋代詩學背景之轉換》、左東嶺《論臺閣體與仁、宣士風之關係》等，都是結合歷史文化制度的發展來透視文學現象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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