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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佛學與心理分析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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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僧侶與哲學家》記錄了一對分別以西方哲學家和在東方受過佛學訓練的僧侶身份的父子展開的一場關於東西方文化比較的深入對話,內容恢弘而細膩。文章分別從科學研究與心靈探索、人類深層意識、人格結構、人性之善惡四個層面對其佛教與西方心理分析比較的視角進行了思考與研究。

關於佛學與心理分析的思考

關鍵詞:佛學;精神分析學;無我;心理分析

法國著名哲學家及政治評論家、法蘭西院士讓・弗朗索瓦・何維勒遇到了人生中一個特殊的難題,他的兒子馬修・理查德在諾貝爾生物醫學獎得主老師的教導下,以極優異的成績拿下博士學位,已經開始走向生物學界革命性的突破,卻突然去到遙遠的不丹,選擇了一條剃度修行的僧侶之路。原本在法國有機會周旋於各種著名思想家、藝術家以及科學家等學界名流中的馬修爲什麼決心移居亞洲,潛心藏傳佛教、成爲一名佛教的僧侶呢?在法國已經成就斐然的哲學家父親作爲一名堅定的無神論者,渡過了最初對兒子的極度失望後,開始嘗試着接觸兒子二十多年裏進行着的另一份迥異不同的人生成績。到底什麼是佛教?父子二人分別以西方哲學家和在東方受過佛學訓練的僧侶的身份,在尼泊爾展開了一場兩種不同文化之間比較的深入對話,由此也給世間貢獻了一份瑰麗的思想財富。《僧侶與哲學家》法文版出版後,已翻譯成二十幾種語言,影響甚大。該書包括十八章節,從對科學研究方法的探討到涉及宗教、哲學、心理學各個領域與佛教的內在關係分析,內容恢弘而細膩,本文關注的是其中關於佛教與心理分析的部分,並且嘗試着將馬修的心靈之旅以及他對佛教與西方心理分析比較的視角,給予了思考與研究。

被梁漱溟先生稱爲“心理主義”、並稱爲非“迷信”乃“智信”的佛教經由印度傳出後,已經流變成南傳佛教、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三個分支。佛學以心爲要,目的是探究人之究竟本性。“佛教教義以心之緣爲剛宗,其理論探討的重點在心,其三學、六度等修行之道,皆是調伏、淨化、莊嚴自心的技術,其實質皆是修治自心。全體佛學實際上可以看作專門究心、治心的‘內學’”(18)釋迦牟尼因此被西方學者稱爲“第一個研究心理創傷與復原之道的偉大精神醫師”。(19)二十世紀以後,西方在新的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大背景下,社會生活發生着深刻的變化,人格同樣遭受着衝突與挑戰,自我認同、自我同一性等問題成爲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學科普遍關注的話題,其中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是當時心理分析流派中重要代表。古老東方產生的佛學與古老歐洲大陸上產生的精神分析學同樣是以“人”爲核心,致力於人的心靈深層的探討與人之命運的解放。在《僧侶與哲學家》這本書中,父子的對話不僅多處涉及該問題,而且從佛學與西方文化二者比較的視角下探討了其在心理學研究方法、深層意識、人格結構以及人性之善惡諸多問題上的一致性、存在的分歧以及各自存在的價值,本文將針對這些觀點作出筆者的一些評價,以期對目前的社會現實有些許啓示意義。

一、 關於科學研究與心靈探索

當本來從事生物學研究的馬修逐漸感悟到,科學研究的目的不足以使人的生命追尋到本體的意義,不足以解答人從哪裏來又到哪裏去的問題,亦不足以支撐他越來越熱衷的“心靈生活”時,他研究的興趣終由科學轉而投向佛學。“‘硬’的科學,也就是需要可複製性證據的科學,目標其實不是解決形而上的問題,也不是要讓生命有意義,而是希望用最準確的方式來描述物質世界。”(79)馬修放棄科學投身佛法修行的心靈之旅是理智和客觀的,並非否定了科學探索事物規律的價值,“科學和心靈生活之間沒有根本上的不融合。只不過對我而言,其中一種的重要性超過了另外一種。”(13)而且,馬修發現,他所經歷過的科學訓練,尤其是那種窮追不捨的精神,完全符合佛法的修行以及對形而上的要求。“事實上,心靈生活其實就是一種心的科學。有科學的方法,科學的結果,是一種真正轉換自己的方法,兩者都是在追尋真理。”(14)

馬修甚至認爲,最重要的科學是人如何認識自己,以及如何認識實相。我們人類最需要弄懂的問題是:“現象界的本質是什麼?心的本質是什麼?”在比較實際層面的問題是:“快樂和痛苦的鑰匙是什麼?痛苦來自哪裏?什麼是無知?什麼是心靈上的認識?什麼是完美?”(12)對這些問題探究的強烈願望正是促使馬修轉而成爲修行人士的重要動力。一種心靈“內在轉化”的體驗,是生物學與理論性物理學不能夠給予他的一種全然活生生的經驗,一種不斷更新的感覺。在他看來,佛教這樣一種形而上的體系,面對的是人類存在的根本問題、從這個體系中可以汲取一種智慧,這種智慧可以運用到每一剎那和所有的狀況之中去,人由此可在不斷的體悟中不斷髮現並更新自己,這個體系永遠不會“老化”;而科學理論在歷史過程中,需要隨着生產力的發展不斷的迎接新理論的誕生。醫學上的進步只能治療一些我們還會再來的苦痛,死亡卻同樣無法避免。我們需要“一種內在祥和的方式,不依賴健康,不依賴權勢,不依賴成功,不依賴金錢或感官的相守,同時這個內在祥和也是一切外在祥和的泉源。”(15)

馬修在與父親關於東西方文化的對話中,批評了西方20世紀心理學主流思想的唯科學主義導向。以美國的行爲主義爲代表的主流心理學強調的是實證的實驗方法,主張心理學應該研究行爲,強調自省的方法無法證明客觀,排除了無法被轉化成行爲的心理活動,致使認知心理學逐漸也受其影響,認爲“神經細胞的網絡結構和功能,加上這個網絡之內的化學作用和電子現象,足夠說明什麼叫做‘思考’。對他們而言,‘心’的觀念,甚至一種非物質性意識的觀念,已經過時了。他們呈現的模式,就是有許多複雜的神經細胞網絡分佈在腦的各部位,這些網絡決定腦的整體意識和潛意識的活動。” (53)馬修所批評的問題其實也是西方心理學界一直持續的一種爭議,艾賓浩斯與狄爾泰的論爭,作爲一個基本的理論問題長期存在於心理學的歷史發展中――心理學究竟是一門嚴格的經驗科學(它強調精確及定量陳述,嚴密的試驗程序),還是一門廣泛的多維多方法的學科?哲學作爲心理學母體學科的學科背景,使我們不得不追溯到西方近代哲學史的背景。西方近代哲學形成了兩種對立的思潮,即以孔德實證主義、馬赫經驗批判、邏輯實證主義爲主要代表形成的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思潮,以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尼采的超人哲學、柏格森的生命哲學、薩特的存在主義爲主要代表形成的非理性主義(人文主義)思潮。對自然科學的敬仰使理性主義試圖用實驗及數學的方法來改造人文科學,而非理性主義者把精力主要集中於人的價值、生存和死亡、人的動機與欲求等。自從1879年萊比錫大學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的建立成爲了心理學建立的標誌後,科學主義的旗幟以及實驗的方法顯然逐漸佔據了心理學舞臺的上風與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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