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伽達默爾秉承老師海德格爾的本體論轉向，把詮釋學進一步發展爲“哲學詮釋學”。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思想體系豐富複雜，伊格爾頓對其思想的質疑，可能是前人也沒有意識到的，本文旨在討論伊格爾頓對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思想的評析。
關鍵詞：伊格爾頓;哲學解釋學;伽達默爾
一、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主要思想概述。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1900年2月11日-2002年3月13日)，德國當代哲學家，現代哲學解釋學的創始人。伽達默爾秉承老師海德格爾的本體論轉向，把詮釋學進一步發展爲“哲學詮釋學”。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思想體系豐富複雜，本文旨在討論伊格爾頓對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思想的評析，因此僅對原著中關於伊格爾頓在《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中所提及的伽達默爾幾個理論思想進行整理複述。
1、“效果歷史”概念
“效果歷史”是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的核心概念。伽達默爾解釋道：“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統一體，或一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同時存在着歷史的實在和歷史理解的實在。一種名副其實的詮釋學必須在理解本身中顯示歷史的實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這樣一種東西稱之爲‘效果歷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種效果歷史事件。”伽達默爾看到了理解的歷史性：文字與理解、歷史與當下之間存在着無法跨越的時間距離。
2、“前見”的概念以及爲傳統和權威正名
前見，亦稱偏見。這個概念來自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針對“理解”所提出的“前理解”。伽達默爾顯然繼承了老師的觀點。他指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種前見。”在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裏，前見獲得了合法的地位，並且因代表一種創造性的力量而成爲一種積極的因素。
伽達默爾透過對啓蒙運動關於前見的成見的批判―在這方面，他認爲啓蒙運動對前見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種前見，因此他要求爲權威和傳統正名。伽達默爾認爲，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爲啓蒙運動在詆譭一切權威的時候，實際上歪曲了權威的概念，把權威僅僅限制在“盲目地服從”這一意義上。其實，“盲目地服從”並不是權威的真正本質，相反，權威的本質正是一種理性的判斷和選擇活動。因此，伽達默爾認爲傳統也可能是合法前見的源泉，並在此基礎上爲權威和傳統正名。
3、“視域融合”概念
前理解或前見的是歷史賦予理解者或解釋者的生產性的積極因素，它爲理解者或解釋者提供了特殊的“視域”。“視域”在德文中是“地平線”的意思，原本指眼睛可以抵達的範圍，就是看視的區域。誰不能把自身置於這種歷史性的視域中，誰就不能真正理解“傳承物”的意義。但是按照伽達默爾的看法，理解者和解釋者的視域不是封閉的和孤立的，它是“理解”在時間中進行交流的場所。理解者和解釋者的任務就是擴大自己的視域，使它與其他視域相交融，這就是伽達默爾所謂的“視域融合”。
4、“對話”效應
伽達默爾把理解看作是解釋者和文字之間的一場對話。對話的過程就是對話雙方的兩種視域不斷融合的過程。他認爲在文字與讀者、傳統與現在之間起橋樑和中介作用的恰恰是語言。在伽達默爾看來，每一個歷史中的流傳物都不再是一個客觀對象。他認爲，作品並沒有固定的含義和意義，它的含義和意義是在與讀者的對話中形成的。
二、伊格爾頓對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思想觀點的評價。
在伊格爾頓看來，伽達默爾所強調的這些“理解的歷史性”的種種表現―解釋的歷史性、問與答的對話形式、視域融合的發生似乎全都是過分地四平八穩。伽達默爾把自己和作品乃至一切都交付給歷史和傳統實際上和艾略特的看法如出一轍。因爲艾略特曾經也如此的標舉“傳統”：一部文學作品只有存在於傳統之中才合法;一首詩能否成爲大寫的文學取決於傳統是否恰好從它中間流過;傳統永遠不會打盹兒。伊格爾頓頗具反諷意味地指出：在“傳統”庇護下，過去與現在、主體與客體、生疏與熟識就這樣被一個包括着雙方的存在安全地配合在一起。而伽達默爾對於那些確確實實存在的並且常常是隱含的不易被人發覺的文化上的既成觀念或“成見”並不關心，甚至認爲這不會對過去文學作品的接受造成不利影響，因爲他已透過對啓蒙運動的批判而證明了“偏見”的合法性。
伊格爾頓鼓勵人們問一問伽達默爾，他所極力維護的“傳統”到底是誰的和什麼“傳統”。因爲伽達默爾的理論僅僅依賴於這樣一個龐大的假定：確實存在着單個的“主流”傳統;一切有效作品都加入這一傳統;歷史形成一個沒有決定性的斷裂、衝突、矛盾的不斷連續體;而“我們”(誰們?)在傳統那裏繼承的種種偏見應該受到珍重。換句話說，這種理論就是假定，在歷史中“我們”始終並且隨時隨地都是在家;讀過去的作品(傳統肯定的`)肯定會有助於而不會削弱我們現在的自我理解;生疏則其實始終都是不知不覺的熟悉(因爲一切都來自於傳統)。伊格爾頓認爲這是一種相當自負的歷史理論，“藝術”基本上只意味着崇高的日耳曼傳統的經典。但是那些具有種種壓迫力量和解放力量的歷史和傳統，那些由於衝突和統治而被撕得四分五裂的領域，則幾乎一無所思，這是一種極右的權威主義。歷史本是一個充滿鬥爭、打斷和排斥的場所，但在伽達默爾這裏，卻成爲了一條永遠流動的河，甚至可以說―一個志趣相投者的俱樂部。這一切的原因就是在於“理解”，理解可以寬宏大度地承認種種歷史差異，可以溝通解釋者與文字的時間距離，可以克服作品上的意義異化。所以人們別再想去超越時間距離，因爲這一距離已被習慣、偏見和傳統溝通。
詮釋學始終強調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活的對話。在這裏，伊格爾頓提出了他一直關注的意識形態問題―人類歷史的對話至少有半數時間乃是權勢者對無權勢者的獨白;或者，即使它的確是“對話”時，對話雙方―例如，男人女人―也很少佔據同等地位。伊格爾頓敏銳地質疑，像伽達默爾這種視批評爲理解經典的作家，該怎樣去對付諾曼·梅勒這種強烈批判集權主義的小說家，那一定很有意思。
綜上所述，伊格爾頓很反感詮釋學將注意力集中於過去作品的做法，他對伽達默爾始終堅持的諸如“理解”、“傳統”、“偏見”、“歷史性”、“對話”這樣的理論提出質疑。這與他一貫堅持的“文學的意識形態性”密切相關。無論是英國文學、浪漫主義、英美新批評等等一切流派都始終認爲存在着那麼一種不證自明、不言而喻、無緣無故的“傳統”或“主流”，但他們都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而當他們無意識的時候顯然他們已經或多或少被意識形態所控制。伊格爾頓對這些問題的質疑，可能是前人也沒有意識到的，他確實具有令人佩服的敏銳洞見，不愧當代“最敏銳的公共知識分子”這一讚譽。他的很多觀點和見解的確具有強勁的思想魅力和理論啓發，至少在《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中展現了批判的銳氣，僅僅這些就使我受益匪淺。
參考文獻：
[1] [德]伽達默爾著.真理與方法[M].洪漢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2] [英]特雷·伊格爾頓著.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M].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