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派輕稅思想產生的理論背景
儒家產生於我國社會經濟大變革的春秋戰國時期。當時，我國經濟由領主制向地主制過渡，促進這個過渡的主要社會力量是人民大衆和新興地主階級。伴隨着經濟大變革，出現了政治大變動。首先是周王室權力的瓦解，繼之是國家分裂和兼併戰爭。戰爭與動亂給勞動人民造成了嚴重災難，破壞了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各階級代表人物從自己的階級立場出發，探討社會改革、安幫定國，實現國家統一的理論和策略，形成了後世稱之爲儒、法、墨、道、農等許多學派。儒家的輕稅思想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供給學派輕稅思想也是在社會經濟動盪條件下產生的。1973-1975年，美國發生了嚴重的經濟恐慌。1975年聯邦預算赤字爲450億美元，是戰後最高記錄，通貨膨脹加劇，物價飛漲，失業率猛增，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水準8.5%。這宣告了凱恩斯經濟理論的破產。爲了擺脫“滯漲”局面，儘快使經濟復甦，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紛紛起來批判凱恩斯經濟理論，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張，逐漸形成了新劍橋學派、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等各派羣起逐鹿的局面。供給學派以減稅從而增加供給，恢復經濟發展而獨樹一幟，並一度成爲官方學派。
儘管儒家與供給學派產生的年代相距兩千多年，而且一個在太平洋西岸，一個在太平洋東岸，但其輕稅思想產生的時代理論背景卻有相似之處：都是處在經濟或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或威脅，急需恢復和發展的大變革時期，都是處在思想自由，諸派紛爭的時代背景下，而且儒家思想產生後從漢代始成爲我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而以減稅爲核心的供給經濟學也一度成爲官方經濟學，它們都對社會經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所不同的是，儒家輕稅思想的影響主要是縱向的、長期的，它對其後封建國家的賦稅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供給學派輕稅思想的影響則主要是橫向的、短期的，它對當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賦稅政策產生了轟動一時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所得稅率的大幅度削減上）。
二、兩派輕稅思想的具體比較
1.出發點和目的的異同
儒家和供給學派主張輕稅的出發點都是發展經濟，涵養稅源，擴大稅基。如儒家創始人孔子認爲“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在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了涵養稅源、發展生產的重要性。孔子後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則要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下》），即稅收徵收要有節制，不可傷及稅本。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更明確地主張“田野縣鄙（農村）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荀子·富國》）生產是財富的本源，生產發展才能使“上下俱富”。
供給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萬尼斯金在《稅收收益和拉弗曲線》一文中對拉弗曲線（見“理論基礎比較部分”）作了分析說明後尖銳地指出：“帝國是在這條簡單曲線的`底部建立起來的，也是在它的頂部覆滅的。”爲了避免使處於曲線頂部的美國走向覆滅，就必須實行減稅，以增加企業和個人的收入，提高他們進行投資、擴大生產的積極性，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生產，並在生產發展基礎上徵收到更多的稅收收入即“用糖漿比用醋能逮住更多的蒼蠅。”
儘管儒家與供給學派都是從發展經濟，擴大稅源出發主張減稅，但比較起來，儒家更着重於發展經濟，富國裕民；而供給學派則偏重於擴大稅基，取得更多的稅收收入，即如保羅·羅伯茨在《供給學派革命》一書中所說的“倘要取之，必先予之；榨取富人並從他們那裏聚集更多的資金的辦法，是降低而不是提高他們的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