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大踏步地走向全球化的進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就是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步。毫無疑問，中國進入全球化進程是必要的、合理的，而且其積極效應也不只限於狹義的領域，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是一個充滿變數的人類文明模式的選擇過程，表現爲一系列、經濟和文化的挑戰，包括倫理道德的挑戰，要求我們有正確的應對措施，否則也可能掉入“陷阱”。這種狀況，對於我國倫工作者來說，也就提出了一個：如何實現當代倫理學的與時俱進，爲我國在走向全球化的進程中趨利避害做出應有的貢獻？聯邦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的《全球化與道德重建》一書，其中包含着一些有益於我們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倫理啓示。現就此談些看法，以就教於各位專家和同行。
一、倫理學要積極反映精神
施密特的《全球化與道德重建》包括上下兩篇：《全球化——政治、經濟和文化挑戰》和《尋求公共道德——面臨新世界的德國》。上篇是施密特就“全球化：原因和以及歐洲應從中得出的必要結論”問題所做的系列講演；下篇則系統地探討了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德國如何重建公共道德的問題。
施密特認爲：全球化給歐洲人和德國人帶來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挑戰，爲了應對這些挑戰，特別是大量失業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下降的挑戰，必須繼續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創造歐洲中央銀行的共同貨幣，改革過時了的經濟、社會政策和各種陳規舊習，以釋放社會上迄今受到過分束縛或限制的首創力量和創新力量，使歐洲和德國有能力在新興經濟國家暫未取得成就的那些領域提供服務和產品；在文化上，施密特則強調要確立一種有益的、創新導向的公共輿論，提高德國、的競爭力，在全球氾濫的面向收視率、廣告收入和銷售指標並追求大衆效應的低水準僞文化的壓力面前，捍衛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特性，以使傳統的偉大文化成就和價值的傳承不被拋進受到忽略的社會角落；在國際關係方面，施密特懷疑由西方—主要是美國—強迫其他大陸的民族和文化接受西方關於文明、民主和人權的理想觀念的合法性，反對“文明衝突”不可避免的危險思想，倡導樹立一種對其他文明和宗教持尊重和寬容態度的普遍意願；在價值觀上，強調德國人再也不能單純索取自己的權利和要求，而是同時也要履行對社會的義務，承擔對團體的責任，因爲：“如果不堅持權利和義務的雙重原則，就沒有哪種民主制度、哪種開放社會能夠長期維持下去——這種雙重原則適用於每一個人。”[1]
筆者之所以要比較詳細地概括施密特的論述，主要目的並不在於對其合理與否做出評判，而是基於倫理學論的考慮，即要考察一下：作爲當代德國一位資深的政治家，施密特是如何考察全球化對德國形成挑戰的？他又是如何提出相應的政治、經濟、文化和道德對策的？據此，從以上的概括可以看到：施密特以敏銳的目光，比較全面而具體地把握了全球化及其對德國形成的挑戰，並以成熟的思考提出了各種相應的對策，體現了一個政治家努力把握時代脈博、積極反映時代精神、不斷進取創新的精神，值得我們在現實道德生活時借鑑。不能否認，我國當前的倫理學研究，雖然早已擺脫了從書本到書本的教條主義，許多研究者善於抓住熱點問題進行倫理思考；但同時也應看到，在全面地而不是局部地、具體地而不是抽象地把握時代脈博、反映時代精神方面，我們還必須做出進一步的努力。一般來說，由於專業工作和社會視野的限制，也由於倫理學學科的特殊性質（倫理規範相對穩定不變），一些倫理學工作者在把握時代脈博的敏銳性、反映時代精神的及時性上，往往有滯後的情況，這是應該引起警惕和反思的。
當前，我國倫理學面對着全新的現實：世界和平與的事業面臨新的挑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化，世界科學技術的進步日新月異，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日趨激烈；就國內的情況來看，2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已經並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社會生活出現了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分配和就業方式等的多樣化趨勢，已經向我國當代倫理學提出了一個命運攸關的問題：能否正確反映並有效規範我國參與全球化進程和社會結構這一歷史性轉變的現實？如果能，當代倫理學將獲得新的生機和活力，否則就不可避免地會喪失社會影響力。這就是說，我國當代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歷史命運正處於一個關鍵時期。爲了充分發揮它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化的新的發展階段中的社會功能，倫理學工作者必須實現我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與時俱進。而要做到這一點，除了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之外，倫理學工作者還要對當今時代提出的課題、科學技術進步的最新成就、社會轉型的實際問題有深切的感受和全面的認識，並能夠抓住關鍵，提出有效的道德建設對策。而正是在這方面，施密特的《全球化——政治、經濟和文化挑戰》給予了我們一些重要的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