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不斷髮展的今天，你又感覺自己越來越幸福了嗎?還是說，你感覺越來越孤獨呢?下面科學技術讓我們更幸福了嗎是小編爲大家帶來的，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幸福基因是什麼?
2014年，來自英國華威大學的研究人員宣佈他們找出了一個與幸福快樂有着密切聯繫的基因突變。這個基因被稱爲5-HTTLPR，它可以影響我們機體代謝5-羥色胺(又稱血清素，是一種神經遞質)的方式，從而幫助調節我們的情緒、性慾以及食慾。這項研究一開始是爲了弄清楚爲什麼有些國家(尤其是丹麥)可以常年佔據“幸福指數”評選的前列，以及這種現象是否與他們國民的基因組成有關。可以確定的是，在嚴格控制工作狀況、宗教信仰、年齡、性別以及收入這些因素的條件下，研究人員發現擁有“丹麥DNA”的人，在幸福方面有着更爲明顯的基因優勢。這也就是說，當一個人擁有更多的“丹麥DNA”時，他就越有可能感到幸福。
這一誘人的研究成果並不只是展現“幸福基因”強大力量的個例。另一相似的研究也指出，基因已經給我們預編碼了一個幸福“設定值”。當沒有新的勝利或是失望這些外界刺激作用時，我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總會重新迴歸到這個設定值。一些研究人員已經證明，這一幸福“設定值”的高低在我們出生時已被基因決定了50%之多。而丹麥人之所以如此幸福，可能正是因爲基因決定的這一設定值更高。
神經學家們同樣也研究了哪些基因會導致腦內產生更高水平的大麻素(花生四烯酸乙醇胺)，這種化學物質可以幫助我們鎮靜。研究發現，有些人因突變而缺少代謝大麻素的酶(意味着大麻素水平偏高)，而他們在重壓之下會較少地感到生活的艱辛。2015年，康奈爾大學韋爾醫學院臨牀精神病學的理查德·A·弗裏德曼(Richard A. Friedman)教授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哀嘆道：“我們的滿足感、焦慮、抑鬱甚或濫用毒品的傾向都因基因差異而被強制分成了三六九等。這種‘被分類’是完全隨機而又不公平的!”弗裏德曼繼續說道，“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種能升高體內大麻素這種快樂分子的藥物，這樣才能幫助那些在基因上處於劣勢的人。敬請期待。”
幸福基因下的情緒調節劑
而有些科學家已經開始展望未來了。美國哈特福德三一學院的社會學家、作家及未來學家詹姆斯·J·休斯(James J. Hughes)想象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可以揭開控制諸如5-羥色胺、多巴胺和催產素等關鍵神經遞質的基因的全部奧祕，並透過結合了機器人技術與傳統藥理學的納米技術，實現對這些“幸福基因”(類似5-HTTLPR或其他同類基因)的精確調控。
而一旦我們服下這些“情緒調節劑”，這些藥劑就可以直接到達我們大腦內的特定區域，與基因協同調節我們幸福“設定值”的高低，並豐富我們對週遭事物的主觀體驗。“隨着納米技術變得越來越精確，我們在將來也可以用越來越精確的方法實現對普通人的情緒調節。”休斯說道。他不僅是倫理與新興技術研究學會的執行主管，也是2004年出版的《半機械人公民：爲何民主社會必須應對未來的人造人》(Citizen Cyborg: Why Democratic Societies Must Respond to the Redesigned Human of the Future)一書的作者。
以後打一針就可以快樂了麼?
這很容易讓人感覺到在不久的未來，人類就可以透過服用“情緒調節劑”過上快樂的生活，但研究幸福的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以及神經學家都認爲，這一過程絕不會進展得非常迅速。即使科學家們已經破解了一些讓人們快樂的生物學奧祕，爲藥物刺激情緒的發展鋪平了道路，但他們依然無法保證我們的子孫後代將會過上幸福滿意的生活。科學家們已經明確表示，人類的本性遠不止是單純的生物學那麼簡單。而這一代又一代有關幸福的研究就爲我們提供了一扇視窗，使我們得以洞悉究竟怎樣才能過上幸福而長久的生活。
長久以來，“幸福”的模糊定義給研究它的人帶來了不少麻煩。
爲了讓“幸福”的定義標準化並規避掉不必要的語義問題，許多心理學家試着用一種叫做“主觀幸福感”的測試手段來對“幸福”進行量化。這種測試方法就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樣，需要依靠被試自身來告訴研究人員他們的幸福程度。來自弗吉尼亞大學，綽號“幸福博士”的心理學家埃德·迪納(Ed Diener)就是在上世紀80年代使用這種研究方法的領軍人物。現在的迪納已經是蓋洛普諮詢公司(The Gallup Organization)的資深科學家，該公司提供的一種用於“幸福指數”調查的重要測量方法已被包括聯合國在內的衆多機構所採用。
但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開始承認上述的方法並不是特別貼合實際，需要做出一些必要的修正。當人們告訴像蓋洛普這樣的調查機構他們“幸福”的時候，其真實含義可能是極爲寬泛的。如果你讓青少年對他的幸福程度打分，他可能很容易將他的答案與他的週末計劃，兜裏的零用錢乃至午休時同伴對待他的方式直接掛鉤。而如果你詢問的是年長一些的人，比如說已經有了自己的孩子的人，那麼即使他們當時正在忍受背痛，週六沒有保姆幫助照看孩子或是當天下午要做一個結腸鏡檢查，他們在回答時也會更傾向於全盤考慮。
存在兩種不同的幸福
在過去的大概十年中，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開行重新思考幸福究竟是什麼，並開始將兩種“幸福”區分開來。第一種是“快樂型”幸福，意指積極情緒高漲，另一種則是“實現型”幸福。亞里士多德在兩千多年前就曾描述過這第二種幸福：“幸福是生活的意義和目的之所在，是整個人類存在的全部目標與最終歸宿。”這是一種透過“好好生活，好好支配在此星球上的時間”而帶來的幸福。醫學技術也許很快就可以檢測出我們生理上瞬時的恐懼感或是幸福感，但要在技術手段上檢測到這第二種幸福則要困難得多。
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同時也是暢銷書《哈佛幸福課》(Stumbling On Happiness)作者的丹尼爾·吉爾伯特(Daniel Gilbert)認爲，人類生來就具備提高自己“快樂型”幸福的能力，並且可以說是十分擅長於這麼做的，我們不需要將快樂寄託於什麼“情緒調節劑”。吉爾伯特的工作就是研究我們在各種狀況下如何說服自己接受外部環境並回歸到一種“快樂均衡”狀態的方法。
在2004年的TED演講中，吉爾伯特透過兩張並排展示的圖片有力地證明了自己的觀點。
左邊的圖片中是一個戴着黑色牛仔帽的人，手中拿着彩票中獎得來的高達3億1490萬美元的鉅額支票。而右圖中則是一個與左圖年齡相仿的人，正坐在輪椅上爬着一個斜坡。“這裏有兩種圖景，我邀請你們思考一下，你們可以假裝自己就是他們當中的一位，然後告訴我你更願意做哪個?”吉爾伯特對觀衆們說道。他鄭重其事地告訴他們，有關彩票中獎者和截癱患者幸福程度的數據是有記錄的，事實上，在截癱患者喪失他們的腿部功能一年之後以及彩票中獎者中獎一年之後，雙方相比，中獎的人僅比截癱患者幸福了那麼一點點。
人們之所以會覺得上述兩種情況的人幸福感會天差地別，出現這種違反直覺的現象，其實來自於一種被吉爾伯特稱之爲“預測偏差”(impact bias)的東西。“預測偏差”是指我們會傾向於高估未來事項對快樂的影響。他指出，當我們贏得或輸掉一場選舉，得到或失去一個戀人，贏得或失掉一個升職機會，透過或沒透過一場大學考試的時候，這種傾向都會出現。而事實上，所有這些事件所造成的影響都比我們所預期的要小得多，強度也低得多，持續的時間更要短得多。
我們的幸福感終將回歸到之前提到的“設定值”，但確實存在影響幸福的因素的吧?
事實上，吉爾伯特告訴本刊記者：“能夠讓我們產生幸福感的許多東西都已經經歷了相當長的演化歷史。我敢打賭即使到了2045年，當人們看到自己的孩子成功，當人們吃到巧克力，當人們感到被愛，感到安全，得到好的物質滿足的時候，依然會覺得自己是幸福的。”
“這些就是幸福的主要組成元素，”他接着說道，“只有人類物種發生演化學的改變時，關於幸福的要素纔可能發生變化。關於幸福的問題既是近幾年前才提出的前沿問題，也是個早在300年前甚至2000年前就被提出了的古老問題。但我想這樣說總是不會錯的：‘人類是地球上最具社會性的動物，我們投資於社交關係，而這也成爲我們幸福的一種形式。’這一顯而易見的答案卻被太多人忽略了。”
“所有人都知道讓人開心的事物有哪些，”吉爾伯特說，“如果你向別人列舉出這些事物，他們會說：‘是呀，你說的這些就同我的祖母還有那些哲學家一直以來說的那樣。但祕訣究竟是什麼呢?’答案就是沒有祕訣，他們說的都是對的。”
人際關係對幸福到底多重要?
關於人際關係重要性的最令人信服的證據，或許來源於對一羣現今大多已是祖父母輩人的研究。關於此研究的資訊儲存在波士頓市中心一個狹小的房間中，這個房間的檔案櫃內陳列着有關健康成年男性最全面的縱向發展研究報告——“哈佛大學成人發展研究”，也就是之前爲人們所熟知的“格蘭特社會適應研究”。
從1938年開始，研究人員對精挑細選的哈佛大學1939屆，1940屆和1941屆的大二男生進行了一系列的測試和採訪。這些人之所以被選中，並不是因爲他們某方面存在問題，而是因爲他們看起來都前途無量。(這羣人當中包括了未來的總統約翰·F·肯尼迪以及將在水門事件中領導《華盛頓郵報》的本·布萊德利。)這項研究最初旨在跟蹤研究這些似乎註定會成功的人大概15到20年，而在75年之後的今天，這項研究仍在進行，最初參與這項研究的268人中仍有30人健在。
在1967年，這些檔案與格魯克研究的檔案被合併到了一起。格魯克研究是一個相似的研究，但它的對象是456名貧窮但沒有犯罪記錄的白人小孩，這些小孩成長於上世紀40年代的波士頓內城，儘管這批人去世時的平均年齡比哈佛研究中的那批人要小九歲，但目前仍有大約80人健在。
2009年，《大西洋月刊》的作家喬舒亞·沃爾夫·申克(Joshua Wolf Shenk)詢問在格蘭特研究中工作時間最長的前主管喬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他認爲格蘭特研究中最重要的發現是什麼，瓦利恩特回答說：“研究告訴我們，生命中唯一真正重要的事就是你與其他人的人際關係。”
申克的文章刊登之後，瓦利恩特立即被捲入全世界懷疑論者的.口誅筆伐之中。爲了迴應這些質疑，瓦利恩特創造了一個他稱之爲“十項全能指標”的東西，囊括了人們到晚年時(60到80歲)應該完成的可被視作是成功標誌的10項成就。這項任務清單包括：在生命的前四分之一時間內找到一份有穩定收入來源的工作;自己的傳記被收入《美國名人錄》(Who’s Who in America)中;心理壓力很低;在事業與愛情中都能獲得享受與成功;從65歲起開始享受人生;身心健康;除了妻兒之外有其他的社會支援;婚姻狀況良好以及與孩子有着親密的關係。
這個清單中，所有的成就都被證明是息息相關的，在一項中獲得高分意味着很有可能在其他成就中也獲得高分。但在所有這些影響因素中，只有四項是與成功標準密切掛鉤的，而這四項都與人際關係有關。瓦利恩特再次證明，一個男人構建親密關係的能力可以決定他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成功。
對幸福而言，最重要的事就是將‘幸福’移出你人生的字典。
然而，瓦利恩特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書叫《經驗的勝利》(Triumphs of Experience)來詳細介紹他的發現時，卻反對使用“幸福”這個名詞。“對幸福而言，最重要的事就是將‘幸福’移出你人生的字典。”他說，“重點在於，很多幸福其實就是像今天我吃了個巨無霸漢堡或是今天我排便非常順暢這種極爲簡單的享樂。這些東西與真正的‘幸福感’關係並不大。幸福的祕訣就是能夠體驗到積極正面的情緒。”瓦利恩特強調說“愛才是幸福的祕訣”，這句話看似老生常談，但卻是不可辯駁的事實。
“要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向別人提出這樣的觀點，一定會被取笑，”瓦利恩特說，“但現在我已經找到了確鑿的數據來支援‘人際關係纔是幸福最重要的因素’這一觀點。而找到數據來支援像‘愛’這樣感性的事物，總是值得高興的。”
哈佛大學醫學院的教授、精神病學家羅伯特·瓦爾丁格(Robert Waldinger)是目前“格蘭特研究”的領導者。他提出，良好的人際關係不僅僅與物質上的成功以及幸福的心理狀態相關，甚至還影響了生理健康。
“在這所有紛雜的資訊和概念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人際關係的質量對於自身的影響要比我們所認爲的大得多。這種影響不僅關乎心理層面的幸福，還包括了生理層面的身體健康，” 瓦爾丁格說，“如果要對我們80歲時的健康狀況做出預測，那麼50歲時我們婚姻幸福程度的影響肯定遠比50歲時體內膽固醇的含量大得多。親密的人際關係與良好的社會聯繫可以讓我們保持幸福而健康的狀態，這纔是最關鍵的因素。過度惦念着功成名就，或是人際關係淡漠的人，幸福感都比較低。從根本上而言，人類天生就需要人際聯結。”
強大的人際關係不僅能讓我們更加健康，還會影響到我們大腦的結構。
感到被社會孤立的人常常在很早就成爲易患病人羣，他們的大腦退化得也會更早，記憶力也會變得更差。利用腦部掃描技術，瓦爾丁格和他的團隊發現，對自己的生活滿意度較高的人擁有更多的腦部連接，他們在觀看視覺影像時的腦部活動狀況也明顯優於對生活不甚滿意的人。
“投入最多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瓦爾丁格說，“這些投入可能是撫養自己的孩子，也可能在花園裏種植花草或是運營一個公司。如果你真的在乎某些事，並且這些事對你確實有意義，而你在做這些事的時候又可以與其他人有良好的互動，那麼這些事就會讓你感到幸福。”
即使是發現5-HTTLPR基因可以導致雙胞胎之間存在33%的生活滿意度差異的耶魯大學的社會學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也同意社會性是幸福的重要組成部分。“我覺得科技進步並不會影響到人類本性的基本特徵，”他說，“所以我認爲，無論將來技術進步到何種程度，都不會從根本上讓我們更幸福。”
研究社交網絡的克里斯塔基斯提到，像5-HTTLPR這樣的基因對於快樂的影響並沒有主觀的幸福感那麼直接(儘管部分情況下它具有這樣的能力)，但這些基因可以影響我們的行爲乃至人際關係，這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因素。“基因並不只是作用於我們的身體內部，比如改變我們的神經生理狀況，它同樣可以在我們的機體之外發揮作用。它可以決定我們交多少朋友，我們選擇的朋友是開朗的還是憂鬱的，這些東西最終都會影響到我們的幸福。” 克里斯塔基斯接着說：“但假如你具備這種傾向於結交更加開朗的人的基因，卻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機會使用，你也可能會感到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