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萬人擠在不到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富士康只是一個企業，不能承擔一個城市的社會職能。”面對衆多學者專家的解剖，劉坤坦承。
富士康作爲一個世界級代工航母，用工人數很大。僅在深圳龍華、觀瀾兩地就有40萬員工，相當於內地的一個小城市。
雖然人數和一個城市類似，但其他指標卻遠遠遜於城市。城市裏最基本的元素是家庭，但這裏卻是單個的個人；城市裏有公益化比例和佔地面積都很高的社會化設施，而這裏雖然有網吧、游泳池等諸多公共設施，卻難以滿足幾十萬人的使用；另外，富士康也僅僅在近期，才成立了“關愛中心”這樣的專業心理諮詢機構。
40多萬人，就擠在不到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到下班時間，這裏摩肩接踵，比深圳最繁華的中心城區華強北還熱鬧，走到路上都要側着身。”劉坤說。
5月17日，記者在地處龍華的富士康園區探訪看到，一些外來參觀者經常用“震撼”兩個字形容觀感。這裏有標準的足球場、有三甲醫院、有企業大學，內設有情侶座、卡座、包廂座的網吧不僅可以免費上網，還可以免費點餐。“在深圳，企業如果有1個標準化的游泳池就不錯了，我們有5個。”陳宏方說。
人們似乎並不能理解在硬件條件最好的深圳園區尚且能發生這樣極端的事件，那麼，在全國其他的富士康園區爲什麼沒聽說這種現象？
同樣不能理解的是員工的流動率。富士康基層員工留在廠子裏的時間，正在從幾年前的3年，降到現在的一兩年。富士康龍華園區資深副經理萬紅飛介紹，基層員工的流動率，在2004年、2005年，大約每個月爲2%、3%，現在增加到4%、5%，幾乎增加一倍。
9連跳發生後，富士康廠區門口的招聘點，依然有大量的人前來應聘。記者瞭解到，只要有報名者，幾乎100%能被招進去。甚至，富士康還出臺了一項特別措施，每位富士康員工只要能從老家將自己的親戚朋友拉來做工，另有相應的現金獎勵。
流水線上的青春
在富士康廠區，隨處可見“魔鬼藏在細節裏”的標語。這裏的管理、運營乃至價值觀，都堪稱細節化。
每個人胸前都掛着一張工牌。用這個牌子，可以進出大門、到食堂用餐、上下班打卡。每張卡的背後都留有火警、匪警、工會、醫療、餐飲等方面的查詢電話。
每位員工從流水線上下班以後，就連吃飯也是從傳送帶上拿飯盒，然後找到位子去吃。每天，位於廠區的中央大廚房都會源源不斷地將按比例配置的飯食用錫紙包好，按時間分別供應到各個餐廳。
甚至，員工日常着裝規範也被具體到這樣的細節：夾克的拉鍊不拉或者拉到一半都是不規範的，要拉到前胸位置。
記者不止一次來過富士康園區，但每次來都要有廠區內部人員來接才能進入。白天走在廠區的馬路上，很少見到閒逛、嬉笑的人羣，每個人似乎都有明確的目標，直奔而去。
記者提出利用員工的午餐時間採訪，但被笑着拒絕了。原因是：一個普工生活的一天是這樣的：6：50起牀，洗漱、早餐，步行到公司，穿上統一的工作服；8：00準時上班，中午11：00下班，一個小時的吃飯休息；下午從1：30-5：30上班，再吃飯休息一小時，晚上8：00下班。中午一個小時的吃飯時間，如果算上排隊等待和來回走路的時間，吃飯的時間只有十幾分鍾。
而在一個宿舍內部，舍友間的關係並不密切。每個人進廠後都是隨機被分配到一個宿舍的。陳宏方告訴記者，富士康工會在開展心理輔導講座時，曾做過這樣的事，有工人能說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獎勵現金，但是，絕大部分人答不出來。
即使是個別性格開朗的人，也容易被這樣的生活同化。自殺的員工之一盧新就是如此。這個曾經報名參加過“快男”比賽，唱歌、跳舞、旅遊樣樣喜歡，和同事關係也不錯的大男生，就在自己自殺的前3天，寫了一條qq簽名：一切都過去了。
這個湘潭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其實早就被列入幹部儲備班名單，可能再熬上一段時間，就可以晉升。但是，在富士康，“幹部層次一共分爲十四級，從師一級到師十四級，新人進來從師一級開始，兩三年調升一級，要調到師四五級這樣的管理職位大概要十年工夫。”
一位在富士康工作十多年的男青年，今年35歲，月薪8000元，手下管理着一個900人的車間。談到這一讓人豔羨的成績，他攤開手掌，向記者數起自己已經拿到手的各種證書和文憑，不一會兒，兩隻手都數完了。
劉志毅，這個臥底富士康28天的《南方週末》實習記者，很驚異偌大的一個廠區，竟然連一個老鄉會都沒有。“每個人在廠區裏面活動，但每個人都成了彼此的影子，互相連姓名都不會多問。”
在劉志毅看來，一個人在社會理應有很多層的關係，並且成爲一張網。但是在富士康，一個人除了生產線外，幾乎沒有其他的集體關係，僅此單一的社會關係，他們每個人都成了一個孤立的點。永無休止的面對機器後，一旦遇到難以承受的焦慮與壓力，最容易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