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廣州碰運氣，幾個月後仍未找到工作，看了街頭的招工廣告以爲找到救星，結果被人騙賣到惠州工地，在白白乾了3個月活後，他又被工頭賣回給當初騙賣他的“工人房”當馬仔，去騙更多像他當初一樣想找一份工作的人。頗爲可觀的提成並未使他沉湎下去，曾經的屈辱仇恨和未泯的良知促使了他去媒體揭發。
在這個化名文斌的報料人的指點協助下，本報記者以求職者的身份被賣到工地，出逃後又進入這些買賣勞工的幫派，經過1個多月的暗訪取證，一張在廣州專門靠騙取和收購外來務工者爲業的買賣勞工網絡浮出水面。
這種以介紹工作爲由，把人騙到工地做勞工，從中非法收取佣金的幫派組織，被稱做“工人房”。僅在廣州海珠區洛溪橋腳附近就有4家。據記者調查得知，天河客運站、東圃、五仙橋、新市等地也存在這樣的組織。到今年秋天，深圳、佛山、番禺等地紛紛插上“工人房”的標杆。每天至少有200個來廣州打工者被騙賣到工地。有些“工人房”還在從事拐騙婦女賣淫活動。
a 從被賣到賣人——文斌的噩夢
文斌對自己說，這是最後一次，如果通了，就去報社揭發；沒有通，那就算了。結果，電話通了。到這時，他已經不再相信任何人。“我被人賣到工地，白白乾了三個月後，又被賣了回來。”文斌說。
這被當做“狗一樣賣來賣去”的經歷，讓他覺得是“活了大半輩子以來，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
來廣州前，35歲的文斌在老家瀋陽過得順風順水。當過兵，開了十多年大貨車，後來投資小煤窯積攢了一筆不菲的錢財。按照他自己的話說，“家裏有兩棟房產，妻子在銀行工作，兒子今年8歲，虎頭虎腦”，算個事業有成的人物。
但在去年7月的一次境外豪賭中，文斌說，他輸掉了200多萬元。緊接着，小煤窯出事，所有家產都賠了進去。自覺無顏在家立足的文斌，決定到廣州碰運氣。臨行前，他對妻子說，“賺不到錢絕不回來”。
4月8日，來廣州3個月仍沒找到工作的文斌，被人以240元的價格賣到惠州工地。在工地上白白乾了3個月活後，他又被工頭賣回給人販子當馬仔。
文斌決定出逃，但他又覺得不甘心，“我不能就這麼放過他們，我活了大半輩子，從沒這麼窩囊過。”文斌說，以他個人的力量，只能是自己逃命，但這遠遠不能平息心頭之恨，他想親手毀掉這個團伙。
在作出報復性的決定後，8月11日，文斌來到本報。
“他們賣了我兩次”
“賣一次，已經夠缺德了，誰知道他們卻賣了我兩次。”8月11日，在與本報記者交談的短短半小時內，這句話，文斌重複了兩次。
和所有來廣州打工的人一樣，站在車水馬龍的街道上，文斌時常有種不知去向的迷茫。35歲了，初中畢業。這在成千上萬的進城農民工中，是個極普通的個體。儘管文斌兜裏還揣着大貨車的駕駛證，但幾乎每家公司都要交好幾千塊的押金，“我有幾千塊錢，還來廣州打工幹什麼？”文斌說。
他本以爲廣州遍地是金，伸手撈錢的地方，總有個立足之地。但像他這身份，沒有文憑，進不了人才招聘會；歲數大，進不了普通工廠。很快就被人流湮沒了。兩個月過去後，文斌兜裏的錢所剩無幾，餓過3天，又在街頭睡了幾宿後，什麼面子都拉了下來，他想着“先隨便找個活幹，以後再想辦法”。
4月8日下午，文斌在番禺市橋看到了一張“工地直招”的廣告，這無疑讓他覺得是在汪洋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打電話過去後，一個姓黃的50多歲的人出現了，“兄弟，找工作不？”
“什麼活？”
“什麼活都有，40塊錢一天，包吃住。”姓黃的男子說。之後，他被帶到了海珠區洛溪橋腳二手車城好幫手汽修店三樓。
這是文斌第一次見到“工人房”老闆徐輝，這個身高不到1.7米，瓜子臉，頭髮油光發亮的男子，給文斌留下了“精明幹練”的印象。他沒有想到，三個月後，他卻成了徐輝的馬仔。
房子裏面已經擠滿了50多個人像文斌一樣的人，他在那張只有乙方的合同上簽字後，老闆徐輝領着5個工地工頭進來了。
像挑選貨物一般，50個人排成5排，任工頭輪番挑揀。4個工頭過去了，沒有人選中文斌。屋子裏也只剩下8個人，最後，他被工頭曹文軍以240元的價格要走了。
曹文軍的工地在惠州，是一個有着2000多工人的大型建築工地。文斌負責攪拌水泥，每天40元工資，頭一個月發10％的工資，不扣伙食費，幹滿三個月後結清所有賬目。工頭許諾，“幹滿10天可以借支50元。”
“每天勞動量沒少過9小時，6月初的那段時間，幾乎是24小時呆在工地，飯也是由專人送去。”一個月後，工人們發現了異樣，工頭事先許諾的借支和10％的工資並沒有兌現。
這個時候，工頭開始變臉，凡是去找他要工資的都被威脅回來，去留反倒讓勞工有所顧慮了。一天晚上，與文斌一同被騙到工地上的4個江西人，全部逃走了。之後，又有一個山東人逃走。只剩下文斌和一個廣西的同伴。
躺在木板拼起來的牀上，文斌翻來覆去想着一個問題，“我想拿回我的工資，他們說好了一天40塊，三個月後結賬，但前後只給了我550塊生活費。”
直到有一天，他目睹了一個在工地上幹了2個月的山東人，去找工頭結賬時，卻被工頭和打手當着衆多勞工的面羣毆，最後跪地求饒。
棍棒、打罵、哀求，血肉橫飛的場景令他感到驚恐。7月8日，他決意出逃，但在此之前，他決定以死相拼，要回自己的血汗錢。
當工頭曹文軍看到怒火中燒的文斌時，猶豫了好一陣子，說道，“我在徐輝那裏投資了1萬多元，你過去他那裏，再重新找個工作，算是抵了這工資。”
於是，文斌被送回到徐輝的“工人房”。剛開始他以爲，徐輝會給他重新介紹工作。兩天後，徐輝質問他怎麼還不出去“撿料”。“料”是“工人房”取給勞工的名字。
“不做事的話，就滾出去。”徐輝罵道。
文斌這才曉得，他是被賣給徐輝做馬仔了。
“這一回把我賣了多少錢？”有一天，文斌問徐輝，徐輝笑了笑，沒有回答。
永遠不用擔心沒“料”
“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把人騙到‘工人房’，之後怎麼交易則是老闆的事。”文斌出道前，他的“師傅”老詹告訴他。
撿一個“料”，吃住在“工人房”的文斌可以拿到60元的提成(一般的“行情”是100元，但不包吃住)，按照他的口才，這本是個“賺錢”的買賣。但仇恨就像一根細微的鋼針，別在他的心臟，每當想到自己曾經像一條狗一樣被賣來賣去時，傷痛便開始蔓延。
直到有一天，一個36歲的殘疾人的出現，他再次被鋼針的鋒芒刺傷。
那天下午，文斌呆在徐輝的“工人房”休息，一個叫小武的馬仔從車站撿回來一個“料”，是個患小兒麻痹左腿殘疾的四川人。
“你身上還有錢嗎？”進來後，小武盯着這個穿格子花紋衣褲的殘疾人問，“跟你商量件事，我現在手頭緊，能不能先幫我墊50元錢，到時一定還你。”
殘疾人顫抖地從包裏拿出一個水杯，擰開杯子底座，拿出藏在裏面的200元，取了100給小武，然後又顫巍巍地放回去。這是一個月來，他在街邊撿塑料瓶子湊齊的。他相信，有了這份工作後，他就不用拖着腿到街邊撿垃圾了。
但即便是白送，也沒有一個工地肯買一個殘疾人，而他僅剩的100元也在後來被小武用同樣的手段騙走了。
幾天後，發覺上當受騙的殘疾人找上門，徐輝給小武打電話說，“這幾天你別過來，那個人在找你，我會幫你處理掉。”
結果，殘疾人被徐輝以找到了一份工作爲由，拉上汽車後，便不知去向。之後，再也沒有人提起這件事。
這事對文斌觸動很大，促使了他去媒體揭發。“我覺得再也不能做下去了，這些人喪盡天良，每天不知還有多少人被害。”幾天後，他見到本報記者說。
b 標價240元的商品——記者被賣到了工地
8月12日晚上，按照事先約定，記者被文斌領到“工人房”。但並沒有直接送到徐輝那裏，而是到了一個外號叫“王大騙子”的人那裏。後來才知道，這幾天洛溪橋腳發生一場血戰，外來勢力的介入，改變了這個地區“工人房”的格局。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文斌警告說。在爲記者準備的破布包裏，除了一些汗臭味的衣服，包底的夾層裏還放着一把劣質的瑞士軍刀。這冰冷的刀子隔着一層帆布，硬邦邦地頂在腰間。
“不到萬一的時候，最好不要碰它。”他說。
事實上，直到第二天，當記者被賣到工地上時，文斌又開始擔心起來，後悔不該把刀子塞包裏。
王大騙子的“工人房”
王大騙子的“工人房”位於海珠區西窖村一巷8棟b座201，穿過一條狹長的巷子即到。
晚上10點33分。此刻，在這個有着140多平方米，裝修簡易的三室一廳裏，坐立了10多個赤裸着上身的男子。門窗緊閉，牆上並排掛着4頂安全帽，風扇嘎吱嘎吱在客廳叫喚，從熾熱的肉體裏蒸發出來的汗臊味，瀰漫了整個屋子。
望着這些赤裸着上身，一臉茫然的勞工時，記者突然感悟，此刻自己也是一件標價240元的商品。
一段胡編亂造後，看守“工人房”的馬仔指令記者睡在左邊一間空曠的房間。地上已經有5個上身赤裸的男人，枕着各自的上衣，橫豎躺着，空氣沉悶得令人窒息。屋子邊上堆滿了行李，透過裂口縫隙，可以看到裏面雜亂堆積的衣服。
晚上12點左右。“工人房”老闆王大騙子帶着2個馬仔進來。
“夠10個嗎？”身高1.7米以上，穿一身運動衣的王大騙子進來後，目光落在客廳裏看電視的5個人身上。
“11個了，剛纔文斌又領來一個。”看管“工人房”的馬仔回答。
“那就好，晚上中山那邊要人，我還擔心湊不滿呢。”
王大騙子起身，踱到客廳裏，他皺了皺眉頭，朝地上啐了口口水。
人的問題解決了。現在，這個以販賣勞工爲業的驕奢之徒似乎又在思量，該如何儘快把這批到手的“料”賣掉，以免賠上一頓早餐之後，還要和新送進來的人擠佔空間。
兩名馬仔被召進辦公室商量，大概半小時後，王大騙子帶着笑容走到客廳，擊掌叫醒所有的人集合，“今天晚上就送你們到工地上去。現在給你們十分鐘把行李收拾好。”
在他說話的間隙，牆上的掛鐘“咔嚓咔嚓”走動:凌晨1點31分。
這個猝不及防的決定，使得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如果晚上就被送往工地，那意味着記者將會跟文斌以及報社失去所有聯繫。
但運氣很好，在王大騙子跟工頭通完電話後，改成了明天早上出發。
到次日上午，一輛白色麪包車停在巷子裏，王大騙子成功地將人賣出去，沒有一個被退回，“都是好貨色，沒有一個北方蠻子，挺聽話的。”他對前來點貨驗收的重慶籍工頭說道。
“挺聽話”的含義是“這些勞工不會逃跑”。按照路程的遠近，一個勞工價錢從200元－250元不等。番禺、花都、從化、增城工地的價格爲200元；東莞、新塘等地爲220元；中山、佛山、惠州價格在240元左右；深圳最貴，通常每個勞工的價格爲250元。
這樣，王大騙子一下就有了2400元的進賬。而“撿”來記者的文斌得到了60元的提成。
工地上的生活
8月13日上午11點，日曬當頭。王大騙子的車開到中山市坦洲鎮一個名叫錦繡年華的建築工地。
路上沒有開空調，下車後，擠在車廂裏的10個勞工全身被汗浸透。
這時候，先前說好的40元一天的工資，卻改成30元。這引起了勞工們的騷動。三個廣西人帶頭鬧了起來，但很快被工頭的憤怒給瓦解了，“我們這麼一個大工地，好幾千人，還會騙你幾個錢嗎？你們不幹，有的是人。”
之後，這批勞工被分成兩組，安排在工地上分別幹扎鋼筋和推沙石車的活。當時是下午2點，太陽照着工地一片花白。
一直到被賣到工地上，在烈日下整整推了一下午的沙石車，睡在記者鄰牀的老頭仍然相信，這次找到了一份安穩的差事。
“一天30元，包食宿，幹完3個月後結賬。”雖然結賬的日期長了點，但至少老闆承諾了幹滿十天後，可以借支零用錢。
因此，在上車前，他還幫着王大騙子勸說三個不願意幹活的廣西人。“人家給錢就行，說這麼多幹嗎？我什麼都能幹，別看我今年63了，幹什麼活都行。”
老頭積極地伸出一雙老繭扎堆的手，這手粗糙得像老樹的枝椏，又像縫滿補丁的舊手套。
他從心底懼怕沒有被工頭相中。去年年初，老頭在珠海一條道路工地上挖樹坑，臨到結賬時，工頭卷着錢跑了，從此他都是在街頭餐風宿露。一個63歲的湖南永洲江永縣務工者，一個去年才抱上孫子的老人，在珠三角流落一年後，想想那些挨凍受餓的日子，總讓他心頭一緊，然後身子開始顫抖。
“幹完三個月正好過年，結了賬我就可以回家看孫子了。”老頭憨笑着憧憬未來。
但幹滿三個月後，工頭們許諾的工資能兌現嗎？在記者逃出工地的那天，其他9個勞工依舊在烈日下幹活。
接下來發生的，幾乎是文斌講述的一個翻版。整整幹了三個月，前後只給了550塊生活費。並且，老闆事先說什麼給你買工傷保險之類，其實是怕你逃跑，把你的身份證作抵押。
“這種工地，沒有任何保障，既然花錢從“工人房”把你買來，當然要把你榨乾。發現的早的偷偷跑了，硬熬三個月的，最後也是白白辛苦一場。”
而另一種結果是，工程完工後，勞工又被整體轉賣。一個馬仔透露，“工人房”老闆黃曉平曾經將他自己工地上的70多個勞工全部轉手賣給他人，僅這筆交易，黃曉平至少獲利15000元。
活在謊言之中
“有時候，我明知道他是在騙我，我仍然聽着，還跟他拉扯點什麼，因爲我也是在騙他。”文斌說。
“在洛溪橋腳，在“工人房”，這是個充斥着謊言的地方，我們全是鬼，沒一句人話，別說老鄉騙老鄉，就連自己的親戚都騙。”在文斌剛做這一行時，一個馬仔把他的手機和200塊錢偷走了。
每天都在演戲，文斌甚至懷疑真實的存在，懷疑自己是否真實地活着。他經常會產生巨大的幻覺，之後便是漩渦，徹夜失眠。
他像一條狼那樣警覺。睡覺前要找幾個玻璃瓶放在門跟前，有人推門就會發出聲響。他不敢睡在房子裏，每天在陽臺上躺着，閉上眼睛前，先得四處檢視，想着萬一發生意外，他應該從哪個地方跳下去。
9月，揹包黨事件讓洛溪橋腳平靜了些時日。
但這平靜的背後，鼓動着更大的不安。至少，對於洛溪橋腳“工人房”這幫馬仔來說，他們不敢到火車站附近明目張膽去撿“料”。“這幾天風聲緊，還是休息的好。”文斌說。
一個星期前，他在“工人房”遭遇了一次恐慌，剛上樓5分鐘不到，警察破門而入，把屋子裏的牌子全砸了，5、6個剛剛騙進來的勞工也被趕走了。
“快走，快走，他們都是騙子，你們還幫着數錢呢。”警察罵道。一個馬仔告訴他，老闆昨天洗了一個湖北人價值1700多元的諾基亞手機和900元現金，湖北人報警了。
沒找到當事人，警察問，“你們誰身上有100塊錢，給人家坐車回去。”
文斌從身上掏出100元錢給警察。
“感覺我們喪失了良心和人性。”文斌說，陸續從報上看到揹包黨的報道，讓他越發恐慌。
“我決定離開廣州。”9月中旬，在協助記者完成採訪後，他說。
幾天前，他打電話回家，妻子在電話裏哭了，文斌感到腦子裏一片空白，思緒如麻，又不知從何理起。他沒有讓妻子叫醒剛剛睡下的兒子，他怕自己也會忍不住哭出聲來。文斌覺得自己罪孽深重，“人都可以當商品買賣，還有什麼比這更骯髒的事？”他最大的願望就是，看到那些騙子受到法律制裁。
“跟你們合作，是我心甘情願的，你知道爲什麼嗎？”文斌問，“因爲只有跟你們在一起說話的時候，我才覺得自己還是個人。”
當天晚上，文斌登上了北上的列車。上車前，他深深地吸了口氣，望了這座城市最後一眼，發誓有生之年再也不踏進廣州一步。
列車駛向一段更深邃的夜色，文斌的噩夢醒了，其他的人呢？
c 洛溪橋腳
橘黃的路燈下，洛溪橋平靜得像一隻趴在珠江上耐心等待獵物出現的巨型蜘蛛。
同樣在等待獵物的是那些馬仔——“工人房”的馬仔——他們遊蕩在橋底，等待着散落在橋底或者海珠客運站那些無家可歸人出現。
在這個不到3公里範圍的橋底，有4家以買賣勞工爲業的“工人房”在日夜運轉。他們是:洛溪橋二手車城好幫手汽修店三樓的徐輝、二手汽車城對面的老東北、西滘村一巷8棟b座201的.王大騙子以及在園藝場廣州洛祥塑料製品有限公司302房安家的周扒皮。
據知情者透露，幾乎每家“工人房”都有兩年的歷史。在這裏，每天都有上百個勞工被賣到工地。
幫派之爭
8月上旬，洛溪橋腳的“工人房”發生了一場地盤之爭。最終結果是，來自五仙橋的“工人房”老闆黃曉平堂而皇之地住進了許輝的地盤，作爲失敗者，徐輝從此消失。
關於黃曉平，有一種說法是:他是全廣州“工人房”老闆中資產最多的。這個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在廣州開中介的江西人，獨霸五仙橋地盤兩年之久，據傳資產已在500萬以上。
“老闆養了30多個馬仔，除去所有開銷，一個月淨賺15萬，光手下的馬仔每個月最高可以拿到2萬元。”一天晚上，他手下的一個馬仔誇耀說。
進入秋天后，黃曉平把觸角伸向海珠區洛溪橋腳。
勢力最大的徐輝成了黃曉平的假想敵。僅在一個回合後，勝負見分曉。沒有人知道他們之間怎麼過招。
8月26日下午，徐輝突然召集核心馬仔開會，“散了吧，各走各的。”他沒說明原因，馬仔們卻看到他左手綁着繃帶，小手臂打上了一層厚厚的石膏。
之後，徐輝從洛溪橋腳消失了。第二天，黃曉平正式進入洛溪橋腳，他的“工人房”就設在徐輝先前的老巢，由五仙橋的一個心腹馬仔看管。
黃曉平的進入，帶來了一場勞工提成的價格戰。財大氣粗的黃老闆前腳進洛溪橋腳，後腳就把給馬仔的提成從先前的100元提高到120元。這一手段直接導致了洛溪橋腳的兩個最大的馬仔楊凡和李兵的投誠。
其他3個“工人房”也不得不在幾天內同時提高價格，每騙到一個勞工意味着多賺到20元，對於馬仔來說，幹起活來更有奔頭。在9月14日當天，黃曉平一天內賣出勞工103人。
“工人房”老闆
如果不是掩蓋着骯髒交易，在這個繁華的都市，站在三室一廳偌大的“工人房”裏，該有一種踏實的成就感。
事實上，“工人房”在廣州已經蔓延開來。記者調查得知，僅僅在兩年時間內，光海珠區洛溪橋腳就有4家、東圃5家、黃曉平獨霸五仙橋、中山八路1家、天河客運站老賀和阿飛2家。據傳徐輝被黃曉平驅逐出來後跑到新市跟一個叫老謝的河南人開“工人房”，從此轉爲幕後操縱。
每天從這些工人房裏被買賣出去的民工在200個以上，而高峯期每天多達上千人。
工人房的起源沒人知道，但在這些工人房老闆身上有種很明顯的特徵——幾乎全是開中介出身。
“黃曉平、王大騙子、周扒皮、徐輝……都是(上世紀)90年代在廣州開職業介紹所的老闆，其中徐輝之前是王大騙子的馬仔，後來悟出了門道，自己幹起來。”
“開工人房不是那麼容易，”一個爲工人房開車的司機說，“每個工人房老闆手上至少有20多個工地工頭的電話號碼。徐輝開中介時認識了最大的包工頭柳某，因此，幾乎獨攬了東莞的生意。”
對於這些老闆而言，這個朝陽“產業”正方興未艾。
以進入秋季的行情爲例，僅王大騙子的工人房每天轉賣20人以上，整個廣州一天中至少有200個外來務工者被賣到工地。如果處在旺季，每天被販賣的勞工數以千計。
這些勞工按工地的遠近以不同的價格賣出去，通常是在200元－250元之間。除去支付馬仔的費用，老闆從每個勞工身上淨賺100元以上。
“賺錢速度是你無法想象的，”文斌說，“廣州每個開工人房的老闆資產至少在50萬以上。”但另一種說法是，最大的工人房老闆，要數五仙橋的黃曉平，據傳資產已在500萬以上。
9月11日，是黃曉平手下得力干將周某的兒子滿週歲，晚上，周某在南方醫院對面的韶山沖酒家二樓大擺10多桌宴席，幾乎全廣州開工人房的有頭有臉的人物都來捧場。
“除了熊掌，其餘的像什麼魚翅、燕窩、鮑魚等等應有盡有。”文斌說，男男女女一共來了80多人，老闆黃曉平出手闊綽，給了一個1萬元的紅包。
“利慾薰心，這是工人房，一個充滿誘惑的暴利行業。不受外部打擊的干擾，無論誰的退出，都不會影響情緒，永遠都有新的人填補進去。”
工人房的運作
工人房的貨源來自三個渠道:一是依靠馬仔撿“料”。通常一個工人房的馬仔在20個以上。對馬仔的要求是，必須得有很好的口才，甚至演技，這樣才能使你的騙術看起來很逼真。文斌透露，僅在洛溪橋腳，以撿“料”爲生的馬仔就有100多人，廣州所有工人房的馬仔多達上千人。
渠道之二是粘貼戶外小廣告。每個馬仔都有2、3個廣告員。廣告員是不用付工錢的，包吃住。如果撿到了“料”，則給25元賞錢。
只要花上8分錢的成本，這些廣告員便會趁夜色把“牛皮癬”貼滿整個廣州城，甚至到了從化和太河地區。
一個廣告員一晚上能貼好200多張，1000多張廣告兩個晚上就可以貼完。“在廣州，任何一條街巷裏的招工廣告都是騙人的，因爲那些都是工人房發佈的，有時候，廣州的大街小巷已經沒有了地方，則貼到別人的廣告上，而老闆只需在家裏接聽電話好了。”
如果你一沒有足夠的耐心，二沒有廣告員，第三個渠道便是救助管理站。“救助站的好處在於，幫你集中了許多勞工，在那裏，你可以跟任何人搭訕，告訴他們有工地活願意不願意幹？通常這辦法很湊效。”
對於廣州市救助站水蔭路分站，文斌再熟悉不過了。8月初，他正愁於無着落時，一個馬仔帶他去了救助站。第二天，他從裏面帶出一個叫汪峯的河北承德男子以及一名21歲的四川重慶青年，“出站也很簡單，只需要籤一個‘我自願離站，一切後果與救助站無關’的字樣就可以了。”
在記者後來跟工人房的馬仔頻繁接觸中發現，救助站甚至成了一些馬仔的撿“料”基地，隔三差四去一次，每次都能領到好幾個勞工。
利潤豐厚的副業
年輕女子和未成年孩子，是工人房利潤豐厚的副業。按照行情，16歲－18歲的女孩賣到夜總會開價在4500元左右，20歲以上的只能半價賣2000元左右，更老的則幾百元賣去站街。
8月初，一名山東人領了一個21歲的女孩被徐輝以1700元的價碼賣到東莞，他跟山東人說，只賣了1000元，但自己要提成500元。餘下給山東人400元，另外100元給參與此事的馬仔老金，老金嫌錢少，結果全給了徐輝。
9月6日，記者在暗訪時得知，周扒皮的馬仔剛從救助站領回兩個女孩，大的21歲，四川人，小的只有16歲，廣西人。周讓文斌聯繫鵝掌坦的一個叫“山東”的雞頭，16歲的女孩價格在4500元左右，而21歲那個只能賣到2000元。
幾天後，當記者再到周扒皮的工人房打探時，那兩個女孩子已經消失了。“工人房與雞頭之間有業務往來，被騙女子一般不在工人房過夜。”
和女子一樣，未成年的少年另有用途。小湖北用得着他們。
“有沒有小弟賣，20歲以下的，一個300元，人到給錢。”一天傍晚，記者在洛溪橋腳碰到了小湖北時，他向文斌買小弟去開工。
開工是搶劫的意思，有硬工和軟工之分。“硬工是直接拿刀勒脖子或者搶錢包，軟工則用刀片割袋子”。
小湖北20出頭，在海珠汽車站以“開工”爲生，上個月他手下6個小弟在廣州警方“劍蘭”行動中全部落網，他隻身逃出來。
到第二天，記者在火車東站又看到小湖北的身影，他和一個小個子同伴正圍着兩個剛下火車的吉林四平少年問“想在外混不”？
兩少年大的19歲，剛剛輟學，“想，怎麼混？”大一點的少年小心翼翼地問。
小個子按捺不住跳出來說，“搶錢，搶項鍊。”
少年面面相覷，抽身走了。
“都怪你，這麼沉不住氣，把人嚇跑了，本來再磨一會，他們會跟我們走的。”小湖北責怪說。而像小湖北這樣的搶劫團伙，在廣州還有很多，隨着公安部門的打擊，人員也日益緊張，一個以廣州市救助站水蔭路分站附近爲據點的湖南搶劫團伙成員阿軍說，他們“經常來工人房買小弟”。
逃出工地後
工人房老闆最不願意聽到工人逃跑的消息。自貨發出三天內，從工地上逃出一個勞工，意味着他不但要退還所有費用，還得把人補上。最麻煩的是，那些壯實的勞工逃出工地後會找到工人房算賬。
“解決麻煩的最好方法是拳頭。”文斌說，這個時候，馬仔從撿料人角色轉換到打手身份。
8月初，他曾幫徐輝修理過一個逃出工地的浙江人，把人打到躺在草地上不能動彈，臨走前，還扒光了衣服，到第二天，這個人又被另外一個馬仔賣到了工地。
但對於這些流落街頭的打工者來說，即便逃出工地後，也是繼續流浪，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逃不過宿命的悲哀。
入秋後的一天清晨，文斌一眼瞄到那個蹲在洛溪橋底的男人時，立刻嗅到了獵物的氣味。
“有料了。”他對同伴說。
當他跨過綠化帶時，那個被稱爲“料”的男人“噌”的一聲站起來。
“我知道你們是幹什麼的，”男人說，“給我一碗飯，我跟你們走。”
這是一個頭發遮蓋到肩膀，一身破爛衣服，面容如同洛溪橋橋墩一般骯髒的男人，他站起來的時候高過文斌一個頭。
“我知道，”男人面無表情的說，他的身邊擱着一個破布袋，“兩個月前，我被你們賣到工地，一分錢都沒拿到，現在逃出來了。”
“給我一碗飯，我跟你們走，”男人擡起頭——一張睏乏的臉——反覆唸叨着。
源源不斷的“料”
“在廣州，你永遠不用擔心沒有‘料’。”文斌說。
如果把一年分爲三個時間段，則買賣勞工的旺季落在每年的正月年初、六月麥收和九月雙搶三個點上。“一歲三輪換，形如四季更替，賺錢是循環而持續的。”
這三個旺季點正好對應了農民工進入廣州的三個高峯期，“正月過完年，正是出門打工的高峯；六月，中原腹地的麥子收割後，進入農閒時間，勞力一般會出來賺點錢，這跟南北方九月秋收一致。”
每年上千萬的外來務工者，拉動了廣州這輛新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馬車。2004年的數據是，中國流動人口已超過1.2億，其中流入廣東的達4000萬人，佔總數的1/3強，主要集中於珠三角地區城鎮。
日趨飽和的就業市場和日漸惡化的務工環境，以及毫無保障的工作制度和盲目進城的慣性，爲買賣勞工培植了沃土。當你走過廣州火車站，看到成千上萬蹲擠在廣場上黑壓壓的人流時，當你在城市的任何角落都可以目睹揹着碩大揹包面色枯槁四顧彷徨的農民時，當草地和橋底隨處可見蜷曲或衣不蔽體瑟瑟發抖的人時。你會發現，這些進城者身上標有很明顯的中國式農民特徵:低學歷，無技能，年紀大。
下火車後，關於淘金、打工、賺錢的熱血纔在冰冷的現實中慢慢冷卻，繼而絕望。對於一個正在飽受飢餓困苦和貧窮羞辱卻毫無出路的人來說，一聲“找工作嗎”？無疑具有強大的催眠效應。
廣州市救助站每個月都有上千名求助者，這也成爲工人房馬仔撿“料”的場所。
“進站條件很寬鬆，進去後，只要瞄上了人，上前搭訕，然後把人領出來就可以了。”文斌8月份曾在廣州市救助站水蔭路分站撿了兩個“料”。“任何人都可以出來，只要你在檔案上簽寫‘我自願離站，與救助站無關’就可以了。”
9月9日，記者在該站的照片庫裏看到了其中一個馬仔的照片。並且，在救助站門口，專門有搶劫團伙的成員盯梢，趁機拉前來接受救助的青少年入夥。
源源不斷的人被騙進工人房。對於已經套上災難枷鎖的勞工來講，噩夢纔剛剛開始，在賣到工地前，把勞工身上所有值錢的物品洗劫一空被稱之爲“殺單”。一般來說，除非有人報警，否則，工人房與派出所、治安員之間維持着彼此認識卻又互不相干的關係。這也使得工人房老闆有恃無恐。
法律的空白
“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幫助那些流落街頭的人找到一份工作。”爲黃曉平看守工人房的馬仔說。
以招工爲由，把勞工騙到工地，從中牟取錢財。工人房是一種買賣人口的組織還是非法中介？這是法律的一個盲區。因此，逃出工地的勞工，很難維護自己的權益。
“我之前還從來沒聽說過有這種事，”在記者諮詢後，廣州市勞動保障監察支隊的工作人員說，“說它類似於非法黑中介，但又有所區別，他們只是收取了介紹費，而沒有騙取求職者的錢財。”但不管哪種行爲，都是非法的，都屬於應該取締的範圍。“如果工地拖欠工資，則又是另外一回事，應該受到懲處。”
在現今的法律中，工人房也是模糊的概念。一名不願意公開姓名的律師告訴記者，這種工人房以非法收取佣金爲業，屬於黑中介範疇，套用販賣人口過於嚴重。但如果其中摻雜了拐騙婦女賣淫和將青少年賣入搶劫團伙的犯罪行爲，情節特別嚴重的，可判處了死刑。
(文中除工人房老闆外，其他人名均爲化名)
勞工買賣黑詞典 “工人房”
以招工爲由，把勞工騙到工地，從中牟取錢財的幫派組織，被稱做“工人房”。僅在廣州海珠區洛溪橋腳附近就有4家。據記者調查得知，天河客運站、東圃、五仙橋、新市等地也存在這樣的組織。
“撿料”
“料”是“工人房”取給勞工的名字。“撿料”就是由馬仔“把人騙到“工人房”，之後怎麼交易是老闆的事”。撿一個“料”，馬仔可以拿到100元－120元的提成。
“開工”
是搶劫的意思，有硬工和軟工之分。硬工是指直接拿刀勒脖子或者搶錢包，軟工則指用刀片割袋子。
“殺單”
在賣到工地前，把勞工身上所有值錢的物品洗劫一空被稱之爲“殺單”。
買賣勞工的價格
按照路程的遠近，一個勞工價錢從200元－250元不等。番禺、花都、從化、增城工地的價格爲200元；東莞、新塘等地爲220元；中山、佛山、惠州價格在240元左右；深圳最貴，通常每個勞工的價格爲250元。
工人房”貨源”三渠道
一是依靠馬仔在車站、橋底等處撿”料”；
二是粘貼戶外小廣告，以招工爲名騙人前來；
三是直接到救助管理站撿料。
被騙勞工的結局
一般許諾”一天30－40元，包食宿，幹完3個月後結賬”，但幹滿三個月後，往往只能拿到幾百元生活費，更有甚者，有時工程完工後，勞工再被整體轉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