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激進傳統的激進糾偏者，是對社會學課程滿腹牢騷的社會學家，是屢屢質疑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是既倡導個體手藝也呼籲民衆行動的辯護士，是深懷絕望的樂觀主義者，是充滿幹勁的悲觀主義者。”吉特林的這段話或許是對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的很好刻畫。作爲一位“特立獨行”的學者，米爾斯短暫的一生，留下的作品中，或許《社會學的想象力》最爲人瞭解。
半個多世紀以來，米爾斯的這本《社會學的想象力》名聲在外，甚至成爲一些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的入門必讀書目，但或許正如本書中文新版譯者李康老師所說，“它不是面向大一新生，而是面向所有打算回顧一下自己或長或短、有深有淺、間喜間悲的社會學生涯的學人。”因此，“它不是人云亦云者所薦由零開始的入門教程，也不是半通不通者所見一切歸零的解構檄文，而是將悟未悟者所鑑重整積累的反思讀物。與其說它能教給你什麼是社會學的想象力，不如說它更能提醒你什麼不是社會學的想象力。”如果只是將其理解爲米爾斯對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社會學主流的批判和反叛，或者認爲他透過此書“確立”了一種獨特社會學方法論，或許都是對本書的誤讀。這本書講的更多的是我們怎樣看待我們生活的世界與我們自身，這也是社會學的經典理論預設——無論它被稱爲結構與行動還是個人與社會。
米爾斯敏銳的觀察到學術與政治間的複雜關係。哈貝馬斯曾整理出來三套關於學術與政治之間關係的模型，即決斷論、科技行政及實踐論。決斷論模式以政治領袖和官僚之間的截然分工爲基礎。具有強烈意志、有能力自行採取立場的領袖，善用具備了事實資訊且受過專業訓練的官僚之服務，至於公民，只能對在技術上正確地執行了的領袖之主觀決定表示贊同。而在科技行政的模型裏，非理性的決定乃是多餘的。決策的前提在決策過程中會自行成形，並受技術可行性的支配，卻對技術可行性本身沒有置喙餘地，政治領導於是變成了行政管理，政治參與甚至說不上是由民意來直接表達贊同，而是完全淪爲接受技術上的必要。至於實踐論的模型，既不懷疑就技術與實踐決策之間的關係進行理性探討的可能性，同時，進行討論的公共領域也未消失，學術與公衆意見之間進行持續的溝通，成爲了一種公認的必要，進而促成政治的公共領域的組成，在這樣的公共領域中，技術性的知識與方法可以和依附於傳統的自我意識產生開通的互動。讀後感·實踐的問題可以轉變成學術的問題，而這些學術的問題一旦獲得釐清，又可以用學術資訊的形式，回饋給具備瞭解能力的公共領域。在這種意義上，米爾斯的看法或可歸入第三種模型。
作爲韋伯著作的英文翻譯者，米爾斯的這本書中時現韋伯思想的痕跡。韋伯指出“理性化與合理化的增加，並不意味着對他的生存狀況有更多一般性的瞭解”，米爾斯同樣認爲現在“創造歷史的`進程超出了人們根據所珍視的價值調試自身的能力”，人們無法看清自己面臨的處境，深處一個“焦慮與漠然”的時代，或者說是所謂的“大衆社會”，因此他們需要一種心智的品質，一種視角轉換的能力，分析個人所處時代的生活歷程，歷史以及二者的交織，理解並把握自己的境況。
而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由過去的歷史塑造，那麼在理解我們面臨的“公共議題”時就不能忽視歷史分析，藉由“社會學的想象力”，即“將個人困擾與公共議題結合起來，在結構和個人、歷史與傳記、宏觀與微觀之間穿梭”，透過對歷史結構中權力的分析，跳出工具理性造就的“鐵籠”，重拾人類理性和自由的價值。而作爲一名社會研究者，在個人生命體驗與學術生活的激盪之中，反思作爲一名學者的定位與志業，向人們指出那些想當然的思維危險。換言之，用米爾斯在《治學之道》文末的話來說，就是“理解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