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悲慘世界》，不得不先想起它的作者維克多?雨果， 19世紀前期積極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代表作家，法國文學史上卓越的資產階級民主作家，被人們親切地稱爲“法蘭西的莎士比亞”。
提起雨果，又不得不考慮那個動盪飄搖的時代，1848年6月，巴黎人民舉行革命推翻七月王朝成立共和國。最初，雨果對革命並不理解，但當大資產階級陰謀消滅和國時，雨果卻成了一個堅定的共和主義者。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雨果參加了共和黨人組織的反政變起義。路易?波拿巴上臺後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帝國，但他實行恐怖政策，對反抗者無情鎮壓。雨果也遭到迫害，不得不流亡國外。流亡期間，雨果一直堅持對拿破崙三世的鬥爭，他寫政治諷刺小冊子和政治諷刺詩，猛烈抨擊拿破崙三世的獨裁統治。《悲慘世界》也就是在這個時期誕生的。
《悲慘世界》是一部以現實主義爲基調的浪漫主義傑作。它以宏偉的篇幅、磅礴的氣勢、深刻的內容，探討了一系列社會問題，被譽爲“社會史詩”。高爾基曾這樣讚美雨果：“作爲一個講壇和詩人，他像暴風一樣轟響在世界上，喚醒人心靈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教導一切人愛生活、美、真理和法蘭西。”
主人公冉阿讓是貧農出身的工人，本身便生活在悲慘的小世界裏，一直幫助姐姐養活7個孩子，僅僅因爲飢寒交迫偷了塊麪包而被判苦役，多次越獄不成又被加重處罰。飽受苦難出獄後，他在米里哀主教感化下立志從善，改名換姓苦心經營工業，促進小城的繁榮，最終贏得當地人的推崇，當上市長。
可小說總是向喜歡喜劇的我們開玩笑，冉阿讓爲了解救被誤認的無辜者毅然自首，再度入獄。爲了實踐自己對被遺棄而死於貧困的女工芳汀的`諾言，他九死一生逃離監獄，收養芳汀的女兒珂賽特隱居巴黎。珂賽特長大後，與馬利尤斯相愛。馬利尤斯參加1832年起義，起義失敗時身負重傷，被冉阿讓冒着生命危險救出。最終長期追捕冉阿讓的警長沙威自認無顏逮捕冉阿讓，被他多年捨己爲人的人格力量所震撼投河自盡。
《悲慘世界》首先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尖銳矛盾和貧富懸殊，描寫了下層人民的痛苦命運，提出了當時社會的三個迫切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其次譴責了資產階級的法律，指出資產階級現存法律是低級法律，只會使罪犯重複犯罪，而且資產階級的法律是反對窮人的，僅靠嚴厲的懲罰去消滅罪惡不但達不到目的，反而會使一個想翻身的人繼續墮落。
而人道主義纔是進階法律，它能使罪犯棄惡從善、終止犯罪，只有饒恕、仁愛才是進階的法律，才能拯救人的靈魂，從根本上消除罪惡，因而被雨果視爲改造社會的重要途徑。作品中的米里哀主教就是這種進階法律的體現，冉阿讓在他的感化下也以仁愛對待他人，有許多的善舉和英雄行爲。冉阿讓的以德報怨，也最終使沙威“人性”復活;再次，作者以酣暢淋漓的濃墨重彩描繪了共和黨人起義，塑造了一系列共和黨人的英雄形象。他們雖然都英勇地犧牲了，但是他們身上爲人民而戰的精神卻永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其實悲慘世界的悲慘在於人性的悲慘，它更想從反面去鞭策我們做一個真正的自己，因爲任何刻意的僞裝都將被識破，虛僞在事實面前只能被革滅。
雖說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在任何情況下永保光明、善良，但洗新革面後的冉阿讓以那顆慈悲爲懷的心感化了冷酷、固執、曾一味追捕他的警長沙威。
作爲一名警察，沙威數十年如一日追捕罪犯無可厚非，我也曾暗暗佩服他的這份堅持，但沙威所極力維護的的法律是缺乏正義性的，其形象成爲了反動政府的頑固擁護者，成爲了不公正社會的走狗，這就使他的守法精神反而成爲了人們唾棄的對象。
所幸冉阿讓一如既往的溫暖着，當革命的起義者安卓拉發現了黑暗政府的忠實走狗沙威並令冉阿讓殺掉他時，冉阿讓爲他鬆了綁，放走了他。即便此前沙威的追蹤使冉阿讓東躲西藏，在擔驚受怕中度過了大半生。沙威的死昇華了我對善的理解，冉阿讓是在透過自己的博愛、寬容及高尚的靈魂，重新喚回生活在那個悲慘世界裏的人們內心深處的良知。
也許我們很難改變別人，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讓自己的心中擁有一片光明，用善和愛來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用心靈去給予他們更多的溫暖。
也許我們很難改變社會環境，但我們可以堅守自己的立場，堅定自身的信念，不被罪惡與麻木腐蝕。由改變自己到感動別人，可以很簡單，可以很堅持，可以很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