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的組織經濟功能

合同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

合同法的組織經濟功能

合同法組織經濟功能的具體體現

古典合同法理論側重調整一次性的交易，以交易主體利益的對立性爲預設、以合同內容的高度確定性和簡單的合同執行機制爲主要特徵，並未充分認識到合同法在組織經濟方面的功能。與古典的合同法理論相比，現代合同法理論更注重合同法的社會性，具體表現在：

(一)確立長期性合同的規則

合同關係大多是臨時性的交易關係，但也存在一些長期性的交易合同，其在調整交易關係的同時，也發揮着組織經濟的作用。此類合同主要具有如下特點：一是履行期限的長期性。二是參加人數的複數性。三是行爲的協同性。

(二)從交換型合同到組織型合同

合同關係是市場經濟最基本的法律關係，以其功能爲分類標準，這些合同關係又可分爲交換型合同和組織型合同。前者調整單個的交易關係(如買賣合同、租賃合同)。後者則作用於組織複雜的經濟活動，在這一過程中，合同被用作組織和管理的工具與載體。由於當事人在此類合同中具有一定長期性和層次性，因此此類合同的特點類似於公司法，其通常並不針對對立的雙方當事人所實施的單個行爲，而是主要着眼於多方主體基於合同組織起來的共同行爲。

(三)從契約行爲到合同行爲

早在1892年，德國學者就提出，應將契約行爲和合同行爲分開，雙方法律行爲應爲契約，而共同行爲(合夥合同)則稱爲“合同”。在共同行爲中，當事人之間意思表示的方向是相同的，而共同行爲一旦作出，通常也約束並未參與該行爲的其他成員，如股東會所透過的決議可對全體股東產生約束力。

(四)適度而非嚴格區分商事合同和消費者合同

從總體上看,商事合同與消費者合同在主體理性程度、過錯責任、格式條款解釋適用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隨着市場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迫切需要實現全球範圍內交易規則的統一化，從合同法的整個發展趨勢來看，商事合同和民事合同的界限日益模糊，二者逐漸統一。

我國合同法的完善

因爲合同法在組織經濟方面的功能日益凸顯，所以這就需要對合同法的經濟功能進行準確定位，並在此基礎上對合同法的相關規則進行調整。具體而言，合同法總則的內容不能僅僅以一次性的雙務合同爲原型，還要注重規範以下類型的合同：

(一)長期合同

我國合同法將一次性的有體物買賣合同作爲典型形態，合同法的大量規則也是以此種雙務合同作爲原型構建出來的'。但除此類合同外，市場交易中還存在大量長期性合同，這類合同具有一次性合同關係所不具有的組織經濟的功能。

我國合同法雖然規定了一些長期合同，但在規範內容上主要着眼於交易的持續性，而未針對其長期性、不確定性作出特別的規定。不僅如此，一些形式上屬於一次性交易的合同如買賣合同，也可能有長期性(如長期的供貨合同)，而合同法也應對此設定專門的規則。

(二)共同行爲

應當看到，有關共同行爲的規則，在特別法如《合夥企業法》、《公司法》等法律中都有相關規定。但共同行爲畢竟有一些共同的規則，在合同法未作規定的情形下，每個特別法規定此類合同關係，不利於實現立法的簡潔和規則的統一，也不利於抽象出背後的原理，制定更科學的規則。

(三)服務合同

我國合同法規定了一些服務合同，如保管合同、倉儲合同等。不過，合同法缺乏對服務合同一般規則的規定。隨着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各類服務業的分工越來越細化，需要法律對服務合同的規則作出專門調整。

(四)繼續性合同

合同法總則的規則並沒有過多考慮繼續性合同的特徵,只是以一時性合同爲藍本。例如，就合同的解除而言，《合同法》第94條確立了根本違約的規則，但這主要是針對一時性合同作出的規定。而在繼續性合同中，當事人一次沒有履行合同，並不必然構成根本違約，對方也不能據此解除合同，在解除合同的效力方面，原則上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合同法一方面因應社會經濟需求促進各方共同利益的實現，如對組織型合同、共同行爲等進行規制和調整;另一方面，其自身也因這些社會經濟需求的推動而發生了重大變革，具體體現在協作義務的強調、信賴的保護、繼續性合同的特殊規則等方面。未來合同法應當迴應這些變革，充分認識長期合同、服務合同等合同類型的特殊性，在合同規則設計及合同解釋方面進行重新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