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人們在實踐中一般只是重視其調整交易關係的一面，而對於其組織經濟的一面，卻較少關注。下文將詳細梳理合同法組織經濟的功能及其具體機制，以促進合同法理論和合同法規則的進一步完善。以下是爲大家分享的合同法組織經濟的功能，供大家參考借鑑，歡迎瀏覽!
一、合同法組織經濟功能的演進
(一)合同法的原型及新古典合同法理論的發展
作爲現代合同法的前身，古典合同法理論側重調整一次性的交易，以交易主體利益的對立性爲預設、以合同內容的高度確定性和簡單的合同執行機制爲主要特徵，並未充分認識到合同法在組織經濟方面的功能。即認爲合同所追求的是交換正義，其調整的側重點是單個的交易關係。按照學者的研究，合同反映交易關係的觀點，最早由亞里士多德提出，後者提出了交換正義(commutative justice)的概念，並認爲合同就是規範交換正義的工具。[1]中世紀後期的經院哲學家繼承了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將合同定義爲規範交換行爲並以追求正當交換爲目的手段。[2]到17世紀，以格勞秀斯、普芬道夫、波蒂埃和沃爾夫爲代表的法學家，進一步發展了有關交易理論。[3]而19世紀產生的意思理論，實際上也可以認爲是來源於亞里士多德的交易理論，其制度原型仍然是單次交易。
與古典的合同法理論相比，現代合同法或新古典合同法理論更注重合同法的社會性，其核心是信賴利益保護規則和允諾禁反言規則。如麥克尼爾將合同置於社會整體之中予以考察，提出合同不僅是合意的產物，而還應當將合意之外的各種“社會關係”引入合同。在其合同概念中，一方面合同源於當事人合意，但又不限於合意，而是要擴展至與交換有關的各種社會性關係之中;另一方面，合同不僅關注個別交易，而且還要指向未來的長期合作。據此，合同不僅是一種市場交易，還是一種廣義的社會性“交換”。此外，麥克尼爾還強調合同關係中的相互性，認爲個人選擇與公共選擇之間存在着“相互性的參與”。[4]除了麥克尼爾外，還有很多有影響力的其他學者也看到了合同與社會、經濟關係的密切關聯。如日本學者我妻榮便曾指出：“仔細研究了支援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法律制度，懂得了其結果是歸結於各種債權關係……只有以這種債權關係爲中心，才能理解近代法中抽象的法律原理的具體形態。”[5]內田貴教授也在其《關係契約論》中指出合同對組織社會生活的作用，認爲它是構建國家、社會和個人三者之間和諧關係的基礎。[6]可見，學者逐漸認識到合同法並不只是調整單個的交易關係，其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組織社會生活的功能。近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開始高度重視合同法在組織經濟中的功能。法學家、經濟學家如科斯、哈特、威廉姆森等人直接透過研究企業組織中的合同關係來理解企業制度。[7]歐洲學者也開始強調正確認識合同法的組織經濟功能。如德國學者Grundmann等人提出了“組織型合同”(organizational contracts)的概念，認爲合同法的功能正從交易性向組織性發展。
(二)合同法組織經濟功能的日益彰顯
合同法組織經濟的功能在現代社會日益凸顯，主要源於以下幾個原因。
1.社會分工細化
現代市場條件下，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緻，交易關係也因此越來越複雜和專業，而合同是連接不同交易階段的紐帶，對理順交易關係、促進交易便捷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合同法透過規定合同法的一般規則和具體的合同類型，爲交易雙方提供滿足基本交易需要的合同範式。這些合同範式考慮到不同交易類型的具體情況，考慮到不同情況下當事人不同的經濟地位，規定了合同雙方基本的權利義務關係，以實現交易的公平和安全。由於社會經濟生活的複雜性，交易關係也變得越發複雜和專業，當事人要在合同訂立過程中充分維護自身的權益，並促成合同的順利締結和履行，需要具備大量的相關專業知識和經驗，而合同法透過規定各類典型合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當事人缺乏專業知識的不足，降低雙方當事人的協商成本，也有利於保證合同公平性。從這一意義上說，合同法作爲社會分工的重要媒介，在組織經濟方面發揮了基礎性作用。
2.產業組織複雜
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企業的存在是爲了節約市場交易成本。市場交易成本高於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成本，是企業產生的原因。市場交易的邊際成本與企業內部管理協調的邊際成本相等之處，是企業規模擴張的界限。可以看出，合同與企業都是組織經濟的工具，選擇何者取決於交易成本：如果以合同爲載體的外部市場成本高於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成本，則選擇企業作爲組織經濟的工具;反之，如果市場交易成本低於企業內部的管理成本，則宜選擇合同作爲組織經濟的工具。因此，合同組織經濟的功能與企業組織經濟的功能並非相互對立，而是相互補充的。實際上，在一個公司中，也存在着大量合同，內部如公司與員工、公司與股東之間、公司與高管之間的合同關係，外部如公司與供應商、經銷商，甚至與衆多消費者之間的合同關係。正是這些內外部關係中所包含的合同使公司有效運轉。在上述背景下，企業可以說是由僱傭合同、供貨合同、銷售合同、專利許可合同、租賃合同等構成的“合同束”：
將公司當作法人的說法往往會掩蓋其交易的本質。因此，我們常常說公司是“合同束”或一組默示或明示的合同，這種說法也爲公司中各種組成人員的複雜角色安排提供了功能定位的捷徑。透過這條路徑，自願組成公司的各類人員均能解決其自身的定位問題。這種“合同束”的說法提醒人們，公司是一項意思自治的風險事業，同時也提醒我們，必須審視個人同意參與公司所依據的條款。
也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公司組織經濟功能的發揮也離不開合同。
3.新興技術躍進
隨着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人類社會進入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互聯網給人類的交往和資訊獲取、傳播帶來了方便，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活方式，甚至改變了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方式。互聯網交易的發展也使得合同法組織經濟的功能日益凸顯，主要體現爲：一方面，互聯網交易的具體規則需要合同法予以規範，如在網絡環境下，要約、承諾的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金融消費者、網購消費者的權益保護、交易平臺和支付平臺的法律地位等，都需要新規則予以規範;[10]另一方面，在資訊時代，電子商務日益發展，出賣人可以根據訂單需求組織供給，實現“零庫存”，根據個性化需求組織個性化生產。
總之，合同法是現代市場經濟最重要的基礎設施。這種作用不僅表現在其對交易關係的調整上，而且還體現在其對經濟生活的組織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逐步認識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雖然其他力量可以影響和引導資源配置，但決定資源配置的力量只能是市場。因此，雖然政府在市場發展、培育過程中也發揮一定作用，但市場主體的交易自由是市場發展的主要動力，即市場應當在組織經濟方面發揮基礎性的作用，而這些自主交易都是透過合同實現的。換言之，對待合同的態度反映了經濟規制的政策取向，只有尊重市場參與者本身的意志，才能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
合同法所調整的交換關係和經濟組織功能之所以很難截然分開，是因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於市場主體雙方而言，交換的過程是一個相互爲對方提供產品或服務以滿足自身利益需求的過程，即交換可以促使資源向能夠最有效利用它的人手中轉移，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合同既組織供給，也組織需求，並有效促進供給和需求的連接。從交易實踐來看，過去的交易關係更多地強調對當前經濟、社會關係的規劃與安排，沒有考慮對未來交易的預見性。而現代交易關係越來越重視長期性合同和麪向未來的信用交易，如期房買賣等針對未來之物的買賣，又如爲了規避未來價格劇烈波動的風險而訂立的長期供貨合同、套期保值交易合同和大宗商品期貨交易合同等。
二、合同法組織經濟功能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合同與公司是組織經濟活動的兩大基本工具，但與公司法組織經濟的功能相比，合同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合同法是交易法
公司法側重於規範經濟活動主體的組織活動，如公司的設立、變更、執行等，而合同法則側重於調整主體的交易活動。合同法雖然也調整經濟活動主體的組織活動，如公司的設立、決策及內部的經營管理，但主體的交易活動是合同法調整的中心。市場經濟這一概念本身並不描述經濟活動主體本身，其描述的是經濟活動主體的具體行爲，因此比較而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合同法在組織經濟生活方面的作用要大於公司法。如果經濟活動主體的生產、銷售行爲由自由市場的自由價格機制引導，則爲市場經濟;如果由國家計劃引導則爲計劃經濟。因此，作爲規範經濟活動主體具體行爲的合同法，實際上擔負了定義經濟活動性質的重要作用。如果合同法強調當事人雙方的自由意志，則是市場經濟，如果沒有合同法，或者合同法強調國家對合同的指導和批准，則仍是計劃經濟。在這個意義上，是由合同法而非公司法決定了國家經濟制度的性質，也由合同法決定在組織經濟過程中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各自的地位和功能。
(二)合同法是自治法
公司法本身以任意性規範和強制性規範的結合來組織經濟，體現了市場和政府幹預的結合：一方面，公司法需要藉助任意性規範來發揮市場功能和經營者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公司法又針對市場失靈強調政府的干預。而合同法是自治法或任意法(dispositives Recht)，合同的成立和內容基本取決於意思自治。在現代社會，自治本身就是社會治理的重要模式，因爲當事人最爲了解自己的經濟需求，也最有動力以儘量低的對價實現該經濟需求。這有利於實現資源的合理分配和社會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合同法以任意性規範爲主，這既有利於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也尊重了當事人的私法自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的發展和財富的增長要求市場主體能夠在交易中保持獨立自主，充分表達其意志。法律應爲市場主體的交易活動留下廣闊的活動空間，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應限制在合理的範圍內。市場經濟對法律所提出的儘可能賦予當事人行爲自由的要求，在合同中表現得最爲徹底。
正如內田貴教授所指出的，契約關係不僅僅是由私法自治原則支配的.世界。如私法中異常重要的信賴關係就是非經逐個合意，信賴對方而聽憑對方處理，因此，有必要用協作關係來把握契約關係。[11]當然，協作關係不等於強制和外部干涉。現代法大量出現了任意法對強制法(zwingendes R?ht)的替代，就是契約精神和合同自由原則的體現。[12]因此，合同法主要透過任意性規範而不是強行性規範來調整交易關係。例如，合同法雖然規定了各種有名合同，但並不要求當事人必須按法律關於有名合同的規定確定合同的內容，允許當事人雙方協商以確定合同條款。只要當事人協商的條款不違背法律的禁止性規定、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法律即承認其效力。法律儘管規定了有名合同，但並不禁止當事人創設新的合同形式。合同法的絕大多數規範都允許當事人透過協商加以改變。“在法經濟學家看來，合同創設了一個私人支配的領域，而合同法正是透過強制履行承諾來幫助人們實現私人目標。如果把具體的合同比作是一部法律，那麼對於這些自願形成的私人關係，合同法就像一部統轄所有這些具體法律的憲法。”[13]從這個意義上說，合同法可稱爲任意法。合同法的任意法性質和自治法特徵，保證了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自主性。基本的經濟規律表明，自由的經濟主體在市場競爭中必然遵循市場規律而行動，這便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三)合同法的調整範圍寬
公司法組織經濟的功能在於約束公司組織的成員及組織的內外部關係，適用範圍較爲特定，而合同法則調整所有的市場主體，其調整對象範圍更廣，其在組織經濟方面的重要性也強於公司法。經濟活動是由無數交易所組成的，這些交易連接所有的經濟活動主體，涵蓋了涉及物、服務以及各種混合交易等所有經濟活動類型，包括了從原料生產到最終消費的所有經濟活動環節。而所有這些交易原則上都是透過合同來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合同就是經濟活動本身的具體化。而合同的安全性、可預期性直接決定了經濟活動能否順利進行、社會財富能否順利增加。
(四)合同法事關交易秩序的維持
公司法主要調整公司本身的執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調整公司的對外交易關係，如規範公司的對外擔保問題，但主要是爲了保障公司的正常執行，並不直接維護交易秩序。而合同法則具有維護交易秩序的功能，這也是合同法組織經濟功能的體現。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合同幾乎從來不是單獨出現的，某一合同之所以有成立的可能是由於其過去曾有上百個合同，即所謂上游合同。任何兩個人都可以成立買賣鉛筆的合同，但兩個人單靠他們自己是不能生產一支鉛筆的”。[14]由於各種合同關係形成了一個密切聯繫的交易鎖鏈，因此，過多或不適當地宣告合同無效或解除，必然會造成許多交易的鎖鏈中斷，對其他一系列合同的履行造成障礙，給合同當事人的利益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這也是合同法強調“契約嚴守(pactasunt survanda)”，視合同爲當事人間法律(法國民法典第1134條)的原因。進一步講，合同法不僅保護契約嚴守，還可以透過規範制度降低協商成本，儘量保證當事人雙方的公平，從根本上減少合同糾紛的產生，提高交易的效率。
(五)合同法促進重複合作
合同法則具有維護當事人之間合作關係，促使當事人按照約定履行義務的作用。合同法注重保障當事人之間的信賴關係，這也是合同法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體現。“允諾源於信用”，[15]遵守允諾才能維護信用經濟和市場秩序。合同法是構建市場經濟秩序的法，它透過規範和支援成千上萬的協議，從而構建了市場體制的基礎。[16]Grundmann等學者指出，“公司法和合同法模型可能會在完成合同所需的交易和監管成本上存在差異。在公司法模型中，代理的利益必須透過監管等成本的支出來獲得平衡，以避免出現道德風險。而在合同網絡中，因爲沒有代理環節，所以交易成本較高而監管成本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