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聯，俗稱對聯、對子、聯語等，是由兩串等長、意思完整和互相對仗的漢字序列組成的獨立文體。楹聯是中華民族獨有的一種傳統文化形式，它講究對稱平衡、音韻和諧，充分展示了漢語的對稱美和韻律美。楹聯有着悠久的歷史、鮮明的特色、廣泛的羣衆基礎和經久不衰的生命力。楹聯在其長期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獨特藝術規律，日益受到人民羣衆的喜愛，成爲中華民族的藝術瑰寶。
楹聯的起源，最早可追溯於避邪的桃符。遠在周秦時代，民間就有了在門前掛桃符的習俗，以用於驅鬼除邪。《後漢書•禮儀志》載：“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止惡氣。”據傳，古代東海度朔山有一棵大桃樹，樹下有神荼、鬱壘二神，主管萬鬼，如遇見鬼祟，他們就把它捆起來喂老虎。後來，民間便在春節時用桃木板畫上二神像，以去鬼瘴，這一風俗被人們繼承下來。到了宋代，人們已用紅紙代替桃木板，將乞求吉祥或驅鬼避邪的聯句寫在紙上，貼在門上，這就是延續了幾千年的門貼。
楹聯的根本特點是對仗，它的生命源泉是漢語和漢字。因此，楹聯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上古書籍中的對偶句的影響。對偶句式、句法，早在先秦之前就已形成。如《尚書》中有“滿招損，謙受益”的對句;《詩經》中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的對句;《易經》中有“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的對句;《論語》中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對句;《道德經》中的“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等，都是工整的對偶句。秦漢瓦當有“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的對句，對工極巧，令人嘆止。自覺將對句藝術應用於創作作品中，則始於西漢的司馬相如等賦家。賦是一種半文半詩的文體，很講究文采和韻律，尤其是駢偶對仗。到了南朝，詩人以做詩工穩爲勝。齊、樑時期，著名詩人沈約創造了“永明體”。“永明體”嚴格要求對仗和聲律，並有了“四聲八病”之說(“四聲”即平、上、去、入四聲;“八病”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曾說道：“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這爲以後楹聯走向成熟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楹聯究竟起於何時，楹界對此有多種說法，一般都認爲最早的楹聯是五代時蜀主孟昶的桃符題詞。關於孟昶題桃符版事，《宋史•西蜀孟氏世家》、張唐英的《蜀檮杌》、黃修復的《茅亭客話》、樑章鉅的《楹聯叢話》以及譚嗣同的`《石菊影廬筆識》等都有所載。《蜀檮杌》一書中說：“蜀未歸宋之前，昶令學士辛寅遜題桃符版於寢門，以其詞非工，自命筆雲：‘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後蜀平，朝廷以呂餘慶知成都，而長春乃太祖誕節名也。”箇中玄妙，恐非天意。又據《宋代楹聯輯要》所載，孟昶花園中有百花潭，兵部尚書王瑤題句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這也是我國最早的園林楹聯了。
但近年有人提出，五代時期除夕題聯已成習俗。最早的楹聯當屬南朝梁代文學家劉孝綽和他妹妹劉令嫺所作。譚嗣同的《石菊影廬筆記》記載說，劉孝綽罷官不出，自題一聯於門上：“閉門罷慶弔，高臥謝公卿。”其妹也作一聯：“落花掃仍合，從蘭摘復生。”雖然聯句欠工，但語句皆爲駢麗，又題於門上，可以說它們是我國最早載於史書中的楹聯了。而這比後蜀孟昶的那副楹聯要早四五百年。
不少學者認爲，楹聯的成熟時期應爲隋唐。這也是多數人予以認可的說法。樑朝初年永明體的產生，爲楹聯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鋪墊作用，但作爲一種文學品類，並未形成體系。南朝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在他的文學批評鉅著《文心雕龍》中，雖對“聲律”、“麗辭”做過精闢的見解，對詩、騷、賦、樂府、頌讚、祝盟、銘、碑、哀弔、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諸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等數十種文體作了詳盡的闡述，卻未提到楹聯，這說明楹聯雖有早於劉孝綽者，但當時並未形成文體，或者並未引起文學家們的關注。
到了隋唐時期，格律詩日漸興盛。一些文人墨客喜歡將一些精彩之筆凝注於對句上，一時形成“摘句欣賞評品”的時風。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杜甫的“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三顧頻頻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崔顥的“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白居易的“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也難”;李商隱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句。所以，有人認爲，楹聯最直接的淵源是律詩。
宋代書桃符已風行一時。蔣於仲、蔣平仲《山隨隨筆》載：“京口韓香除夜請客，作桃符雲：‘有客如擒虎;無錢請退之’”(上下聯皆切韓姓，韓擒虎是隋朝大將;退之爲韓愈之字)。朱熹一生題聯很多，《朱子全集》卷後附載不少，可見南宋楹聯之盛。其他如蘇小妹三難新郎的故事，宋代話本中穿插不少楹聯，都可說明宋代楹聯運用之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