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主產棉區的農民對轉基因抗蟲棉的採用發生逆轉。本文對農民採用抗蟲棉逆轉行爲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農民採用抗蟲棉逆轉行爲的發生主要受戶主自身及其家庭特徵、對轉基因抗蟲棉的認知評價、獲種行爲及種子市場風險、生態環境及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等因素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棉鈴蟲的大爆發給棉花生產帶來了巨大損失，使棉農“談蟲色變”。但具有殺蟲功能的轉基因抗蟲棉的出現爲棉農解決了這一難題。轉基因抗蟲棉具有省時省工和省錢的特點，易於被棉農接受。__省周口市屬黃河流域棉鈴蟲危害較重棉區，1998年開始引進轉基因抗蟲棉，並迅速展開大面積推廣，20__年該市轉基因抗蟲棉面積佔全市棉花種植總面積的70以上。然而自20__年始，該市轉基因抗蟲棉植棉面積及所佔比例呈現出減少趨勢，20__年轉基因抗蟲棉面積下降到全市棉花總面積的45.8。棉農對抗蟲棉的評價也出現了許多不同的聲音：抗棉鈴蟲性下降，採用成本太高，產量一般甚至不如非抗蟲棉，棉鈴小出絨率低、纖維品質差不容易銷售等。部分採用過轉基因抗蟲棉的棉農重新選擇了非抗蟲棉種植。因此，本文采用實地調查數據分析農民發生採用轉基因抗蟲棉逆轉行爲的影響因素，以期爲有關部門制定有效的政策、爲轉基因抗蟲棉生產措施的研發和推廣以及提高棉農植棉效益提供依據。
1研究方法
1.1研究地區的選擇。__省周口市爲全國重要傳統棉區之一，植棉面積和產量常年位居__省首位，對轉基因抗蟲棉引進推廣較爲典型。同時該市非抗蟲常規棉種植面積也佔有一定比例，該區棉農有較大的自主權決定是否採用抗蟲棉，因此該地區棉農的行爲能較爲客觀地反映影響農民抗蟲棉採用行爲發生變化的各種因素，故選擇__省周口市作爲研究地區。
1.2調查方法和數據來源。此次調查採用半結構性取樣方法，先按典型抽樣法確定三個樣本縣，分別爲太康縣、扶溝縣、西華縣，選取九個有代表性的樣本村，然後在各村隨機抽取30戶棉農進行面對面問答式調查，共獲得有效樣本273份。採用K-A-P調查法（認知—態度—行爲，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KAP），調查內容包括農民家庭基本情況、20__年棉花種植情況、對轉基因抗蟲棉的認知評價、棉花生產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環境等五部分。並對周口市及各樣本縣棉花辦公室、種子管理站、植保站等相關部門負責人進行訪談獲得了有關數據。本文中除特別註明外，所有數據均來源於實地調查。
2結果與分析
2.1農民對轉基因抗蟲棉採用逆轉情況。透過調查農民最初知道轉基因抗蟲棉、開始種植抗蟲棉年份及是否一直採用轉基因抗蟲棉等問題，得到自1998~20__年被調查農民對轉基因抗蟲棉的認知及採用逆轉行爲情況，如圖1所示。可以看出，1999~20__年採用抗蟲棉的農民的比重隨着知道抗蟲棉的農民比重的上升而上升，但20__年以後部分農民對轉基因抗蟲棉的採用行爲發生了逆轉，開始放棄採用轉基因抗蟲棉，轉而採用非抗蟲常規棉。至20__年初，有36.26的農民發生了對轉基因抗蟲棉的採用逆轉行爲。
1998~20__年被調查農民對抗蟲棉的認知及採用情況變化圖
2.2樣本戶基本情況與其對轉基因抗蟲棉的採用逆轉。調查中有99戶棉農對轉基因抗蟲棉的採用發生逆轉，戶主平均年齡爲44.8歲，略低於總體平均年齡的45.55歲；平均受教育年限爲7.18年，略低於總體平均水平7.59年；人均純收入平均爲2411元，比調查總體平均收入水平低322元，80以上發生採用逆轉農民20__年人均純收入在3715元以下；棉花種植面積以小規模種植爲主，平均植棉面積爲0.308hm2，略低於總體平均水平0.4hm2，61以上農民植棉面積在0.33hm2以下。
調查發現，未受過教育的農民採用行爲發生逆轉的比例爲43.75，而受教育時間超過10年的農民發生採用逆轉的比例僅爲26.32；隨着家庭純收入的提高，農民採用抗蟲棉發生逆轉的比例由年純收入在0.5萬元以下的60降低到年純收入在1.5萬元以上的27.47；不同的植棉規模，農民對抗蟲棉的採用發生逆轉的比例也不同，隨植棉規模增大，採用行爲發生逆轉的農民比例由51.65降低到11.38；而戶主年齡與農民採用抗蟲棉逆轉行爲的發生未顯示出規律性變化。
2.3農民對轉基因抗蟲棉的認知評價與其採用逆轉。由於轉基因抗蟲棉內部基因的`改變和由此引起的生長髮育及產量性狀的變化，在種植過程中應當採取與常規棉不同的栽培管理措施。如果棉農對轉基因抗蟲棉缺乏全面瞭解，誤認爲抗蟲棉就是“無蟲棉”、“懶漢棉”，在田間栽培和病蟲害防治上不加強管理，將使轉基因抗蟲棉不能很好地發揮其抗蟲、高產優勢，影響經濟效益，進而影響農民對抗蟲棉種植效果的評價，最終影響其是否發生採用逆轉行爲。我們透過對棉農種植轉基因抗蟲棉年數、對抗蟲棉種植效果的滿意程度等問題的調查發現：隨種植抗蟲棉年份的增加，農民發生採用逆轉行爲的比例也依次增高，種植抗蟲棉8年以上的農民發生採用逆轉行爲的比例是種植抗蟲棉3年以下的農民發生採用逆轉比例的2倍以上；農民對轉基因抗蟲棉種植效果評價越高，發生採用逆轉的比例越小，對抗蟲棉種植效果不滿意的農民有60發生採用逆轉行爲，而對抗蟲棉較爲滿意的農民僅有25發生採用逆轉行爲。
3.4農民獲種行爲與其對轉基因抗蟲棉的採用逆轉。農民獲種行爲，指農民爲滿足生產需要，透過自留、市場購買、贈送等方式獲得種子的過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農民對各種外部刺激的反應。調查結果表明，68.7的採用抗蟲棉逆轉農民主要憑藉自己種植經驗決定採用品種，而僅有4.04的採用抗蟲棉逆轉戶主要透過電視廣告或農科節目、農技推廣人員獲得棉種資訊。憑藉自己種植經驗決定採用品種的農民80以上採用自留棉種，受種子銷售人員、技術推廣人員和親友鄰居影響較大的農民傾向於在市場上購買新種。調查發現，自留種子的農民發生採用逆轉的比例最高，其次爲從種子公司購種者，然後是從繁種單位或個人購種者，他人贈送棉種的農民發生採用逆轉的比例最低。
由於轉基因抗蟲棉含有抗蟲基因知識產權的價格，加上制種成本較高，使抗蟲棉尤其是雜交抗蟲棉種子單價大大高於非抗蟲棉。部分棉農透過自留或親鄰繁種者購買未脫絨棉種等方式大大減少了購種費用，使得抗蟲棉用種成本爲常規棉用種成本的4.16倍，大大縮短兩者單價之間的差額。即便如此，生產初期的種子費用對於抗蟲棉面積較大的農民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認爲抗蟲棉種子價格太高的農民63.04發生了採用逆轉行爲。
受高價抗蟲棉帶來的高利潤的驅使，個別商販以次充好，以非抗蟲棉充當抗蟲棉品種銷售，同時市場上未經試驗、審定而銷售的抗蟲棉品種越來越多[:請記住我站域名/]，造成棉種市場出現品種多、亂、雜的現象。受自身素質限制農民購買棉種本身就是一種資訊不對稱行爲，在這種情況下，對抗蟲棉缺乏瞭解的棉農購種更具風險性。近80的被調查農民認爲棉種市場不可靠，51.28的農民買過假棉種。農民對所採用的品種抱有懷疑態度，容易發生採用逆轉行爲。
3.5社會經濟環境與農民對轉基因抗蟲棉的採用逆轉。近年農村經濟收入來源正在發生改變，農民思想意識也逐漸改變。外出務工人數增多且收入不斷提高，80以上的青壯勞力外出務工掙錢。與玉米、大豆等其它作物相比，棉花是一種比較費工的經濟作物，尤其在周口市棉花生產以麥棉套爲主，技術環節多，需要投工較大。抗蟲棉的採用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施藥次數，但由於近年蟲害種類發生變化，抗蟲棉並不比常規棉省工多少。調查中發現某些抗蟲棉品種較常規棉杈多，栽培管理上比較費工，15.7的棉農認爲其採用的抗蟲棉比常規棉還費工。因此，務工經濟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植棉勞力，影響到農民對抗蟲棉的繼續採用行爲。
近幾年國家重視糧食生產，實行種糧直補、良種補貼、價格支援等多種惠農政策，而對棉花生產沒有相應的政策支援，技術推廣費用投入也明顯減少。同時，棉花市場銷售價格波動較大，糧棉價格比逐漸縮小。在這種宏觀環境下，棉農對抗蟲棉的採用行爲也受到一定影響。
4小結與討論
大量研究證明，轉基因抗蟲棉作爲有效治理棉鈴蟲的方法，它的應用不僅提高了棉農收入，而且對環境和棉農的身體健康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其快速傳播和大面積應用也帶來了一系列有關生態環境變化、品種推廣、栽培管理技術等問題。這些問題又反過來影響着轉基因抗蟲棉的推廣擴散，導致採用轉基因抗蟲棉的棉農比例下降，出現採用逆轉行爲。
棉農自身文化素質和傳統習慣的限制，使其對轉基因抗蟲棉缺乏足夠的認知了解，無法充分發揮抗蟲棉的潛在優勢，影響到其繼續採用抗蟲棉的態度和行爲。相對農民對有關抗蟲棉配套栽培技術的迫切需求，技術指導服務供給明顯不足。棉花作爲農村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在沒有其它可大規模代替棉花的經濟作物出現之前，政府部門還應加大對植棉的政策支援及財力物力支援。有關部門應加大力度，組織技術人員對棉農進行有關轉基因抗蟲棉病蟲害綜合防治及栽培技術培訓，提高棉農素質，指導他們科學植棉，充分發揮技術帶來的潛在效益，從而增加農民收益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棉田生態環境、技術有效性的改變使抗蟲棉品種的進一步研發面臨新的挑戰，棉農期待育種科研單位針對抗蟲棉現存的缺點因地制宜地培育高產、廣譜抗蟲、抗病且適應性強的新品種加以推廣。針對種子市場存在的問題，國家有關部門應採取一定措施，加強抗蟲棉品種的實驗、審定和推廣工作，規範抗蟲棉種子市場管理，嚴厲打擊虛假僞劣種子及非法售種渠道，儘量減少市場購種風險對棉農採用行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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