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不太瞭解，又想弄清某一情況或事件時，我們務必要去調查清楚情況，一般會把調查結果彙集成一份調查報告。在寫之前，要先考慮好內容和結構喔！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農村勞動力轉移調查報告（通用6篇），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農村勞動力轉移調查報告1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工業化、現代化的必然趨勢，是每一個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無法迴避的必經階段。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是推進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是解決好“三農”問題的根本措施，也是切合我縣縣情的現實選擇。爲此，我們就全縣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進行專題調研，並作深入的分析和思考，現將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現狀分析
(一)農村勞動力資源現狀
據2004年統計資料顯示，縉雲縣總人口43.69萬人，農業人口39.76萬人，佔91.0%，農村勞動力23.22萬人，其中男性勞動力12.8萬人，女性勞動力10.42萬人，分別佔55.12 %和44.88 %。全縣農村勞動力資源特點：一是農村勞動力轉移比例不高。2004年全縣外出農村勞動力7.68萬個，佔農村勞動力總人口的 31.70%。二是勞動力文化素質偏低。全縣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只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2.8%，初中文化程度佔57.2%，小學文化程度佔26.8%，文盲或半文盲佔3.2%。三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壓力大。據統計資料，2004年我縣鄉村實有勞動力合計23.22萬人，耕地面積15.25萬畝，如果按勞均種植3畝計算，只需5.25萬個勞動力，加上林牧漁業約需2.5萬勞動力，除去外出勞動力，尚有8.11萬勞動力需要轉移。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特徵
1、勞動力轉移異地化。我縣農村勞動力轉移地域廣，異地化轉移爲主要特徵。外出勞動力轉移遍佈全國二十多省、市、區，
近致鄰縣，遠到青海、吉林等地，相對集中在廣西、廣東、福建、上海、江蘇等沿海發達地區，在廣東東莞、惠州等地超過2萬人，上海、江蘇等地近2萬人，廣西東興市、欽州市等地約5000人。省內主要分佈杭州、寧波、溫州、義烏等地。
2、勞動力轉移規模化。勞動力轉移存在着“二多二少” 特點，即從事農業及相關產業多，工業、商貿、建築等行業少；憑技術專長創業多，靠體力務工人員少。從事農業及相關產業主要有麻鴨養殖、水產（魚、蝦）養殖、蜜蜂放養、香菇異地培育、花卉種植、蔬菜種植及農產品加工等。去年全縣有4萬餘人外出養鴨，羣鴨飼養量1500萬羽，總產值超過20億元，是全縣農業總產值的3倍，有200多名農民在上海從事草花種植，面積達1000多畝，占上海盆栽草花60%市場，年產值達8000萬元。
3、勞動力轉移專業化。我縣農村勞動力轉移以自發性爲主，大部分人是透過“親帶親、友幫友、鄰幫鄰”走出去，具有顯著專業化特點。據瞭解，全縣有300多人到全國14個省市從事香菇異地栽培。500多名蜂農常年在黑龍江、吉林、北京、上海、江西等10多個省市放養蜜蜂，放養羣蜂1.5萬羣。依託本縣工業，全縣有5000多名農民到全國各地推銷縫紉機、燈管、工刃具等工業品。1000多名農民在溫州、杭州等地長期從事個體運輸及餐飲業。另外，勞動力轉移具有明顯區域性特徵，如大源鎮深坑村107戶，407人口，90%勞動力外出創業，其中70%勞動力常年在外專業從事經銷油漆生意，村民中有的擁有資產上千萬元，有的上百萬元，全年村民年收入達700多萬元；溶江鄉有數百人在外專業從事隧道挖掘施工；城北古塘下、黃龍等村上百村民十幾年長期在金華、義烏等專業從事蒸蘢生產；地處最偏僻的木慄鄉有150多人，常年在北京經商開設超市。
4、勞動力轉移模式多樣化。全縣勞動力轉移主要形式有：離土離鄉的勞動力轉移，少部分農民脫貧致富，自發地下山進城、留城置業發展(農民轉變市民)；離土不離鄉外出異地開發、務工經商勞動力轉移，是我縣農民轉移的主要形式；不離土不離鄉的勞動力轉移，有的在本縣進城入廠務工，有的進入當地農業龍頭企業務工，有的兼季節性、臨時性轉移，農忙時務農，農閒時外出從事非農職業。
5、勞動力轉移主體單一化。我縣勞動力轉移以青壯年爲主體，年齡40歲以下、文化素質比較高勞動力轉移比較容易，文化素質低，弱勢羣體轉移比較困難。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趨向
1、行政推動成爲農村勞動力轉移新的拉動力。近年來，縉雲縣委、縣政府把提高農民素質作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牛鼻子”來抓，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作領導，建立健全工作機構，明確工作職責，出臺《關於實施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程的若干意見》，明確工作目標，計劃2004年—2010年全縣培訓農村勞動力10.5萬人，其中以被徵地農民、下山移民和農村富餘勞動力爲主要對象轉移就業培訓3萬人。據統計，2004年全縣投入農村勞動力培訓資金237.7萬元，培訓被徵地農民、下山移民和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技能7056人。技能培訓是成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推動力。
2、工業化和城鎮化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磁化效應更加明顯。農業比較利益低，耕地面積的剛性遞減，城鄉發展呈二元格局，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對農民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和示範效應，有力地推動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向城鎮和二、三產業轉移，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集聚效應對農村勞動力產生了很大的拉動作用。如我縣新碧工業園區引進外來企業100多家，有力地促進當地農村勞動力轉移。再如我縣下雙龍扶貧小區建設規模300畝，擬安置高山遠山移民3000名，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小區的土石方工程、
擋土牆工程、箱涵工程三大基礎工程，已預備落實資格農戶450戶，將轉移農村人口近2000名。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問題
一是勞動力轉移的組織程度不高。據瞭解，我縣在組織民工有序流動人數僅佔勞務輸出總數的16%。大部分外出民工由親戚朋友帶出去，表現出一定的盲目性，導致勞務輸出穩定性不強。
二是勞動就業難度加大。隨着國企改革的深入，下崗工人增多，農村勞動力轉移面臨城市勞動力就業及再就業的雙重壓力。加上勞務市場放開後，外地廉價勞動力進入本縣各類用工單位，就地轉移難度加大。同時，我縣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不適應市場需求由“體力型”向“技能型”的轉變。
三是民工的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目前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加上發達地區和城市對民工的歧視與排斥，及部分企業老闆法律意識淡薄，使許多民工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消弱了農民外出的信心。
四是相關政策不完善。由於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束縛，進了城的農民生活在城鎮邊緣，無法像城鎮那樣享受醫保、社保等公共福利，只能“進廠不進城”、“離鄉不離土”。縣內土地流轉機制和市場尚不成熟，一些外出人員農忙時又不得不回家務農，增加了務工成本。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對策與措施
1、加快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拓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空間
城鎮化和工業化是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兩個“輪子”，是農民變市民的重要載體。加快城鎮化和工業進程，有利於進一步擴大就業容量，有利於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鎮或非農化轉移。一是全力抓好工業園區建設。科學規劃，穩步推進，完善基礎設施，加快新碧工業園區和五東、壺鎮二大城市功能區建設，透過招商引資，制訂優惠政策和提供優質服務，吸引更多外來企業向工業園區集聚，使工業園區成爲增加農村勞動轉移的重要載體。二是積極推進城鎮化進程。統籌城鄉發展，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城鄉互動，加快仙都新區、中心鎮、中心村建設，增強城鎮勞動力轉移容納和承載能力，使城鎮真正成爲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蓄水池”。同時切實抓好下雙龍扶貧小區建設，引導農民脫貧致富農民下山向城鎮集聚。三是加快第三產業發展。充分發揮仙都國家4A級風景名勝區的優勢，以旅遊開發爲龍頭，帶動飲食服務、交通運輸、商業等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農村勞動力向第三產業轉移。四是打破體制瓶頸，消除勞動力轉移的屏障。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鼓勵農民離土離鄉進城落戶，在社會保障、子女入學、就業等方面與鎮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2、加大培訓力度，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和技能
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關鍵是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問題。加強農民素質培訓是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治本之策。深入實施“千萬農民素質工程”，以培訓促轉移，以轉移帶培訓，是實現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手段。一是加強對現有培訓資源整合利用。堅持“實際、實效、實用”原則，整合教育資源，完善職業培訓網絡，科學制定年度勞動力培訓計劃，積極推行勞動力“培訓教育券”制度，加強對培訓工作管理，促進新時期農民教育培訓體系的快速發展。二是創新培訓方式。大力推行“訂單”、“定向”。
農村勞動力轉移調查報告2
爲全面摸清我市農村勞動力資基本情況，推進城鄉統籌就業工作順利開展，切實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服務，我們於2月20日—月1日開展了全市農村勞動力資調查。透過認真調查和仔細分析，對全市農村勞動力資及勞動力轉移情況有了初步的瞭解和掌握。
一、全市農村勞動力資現狀
（一）總體基本情況
此次農村勞動力資調查遍及全市三區兩縣44個鄉（鎮）86個村，農村勞動力24009人。其中：男性129179人，佔總數80％；女性110916人，佔總數4620％。
1、年齡分佈：歲以下12694人，佔總人數的264％。其中：16-17歲274人，佔219％；18-2歲4768人，佔182％；26-歲772人，佔222％。大於6歲11701人，佔總人數的476％。其中：6－4歲78067人，佔22％；46－0歲470人，佔194％。
2、地區分佈：東區68人，佔總數224％。其中：男性27人，女性2811人。西區767人，佔總數240％。其中：男性297人，女性280人。仁和區61898人，佔總數278％。其中：男性721人，女性28177人。米易縣8172人，佔總數404％。其中：男性440人，女性7697人。鹽邊縣80人，佔總數4％。其中：男性4929人，女性9401人。
、化結構分佈：大專及以上化919人，高中化910人，初中化121048人，小學化98771人，小學以下10227人，分別佔總數的08％，8％，06％，41％，426％。
4、產業結構分佈：從事第一產業1762人，佔總數71％;第二產業1407人，佔總數108％;第三產業2422人，佔總數1010％;在家閒業8844人，佔總數68％。
、就業技能和就業意願分佈：4428人具備專業職業技能，佔總數1846％；46814人有明確的求職擇業意向，佔總數190％；7071人對提高勞動技能有明確專業意向，佔總數04％。
（二）轉移基本情況
1、轉移去向和地區分佈：全市農村勞動力共轉移69人，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18％。其中：市內轉移404人，佔轉移總數的6002％；市外轉移222人，佔轉移總數的998％。東區轉移2227人，佔本區農村勞動力總數的4149％；西區轉移1829人，佔本區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71％；仁和區轉移1616人，佔本區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668％；米易縣轉移90人，佔本縣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108％；鹽邊縣轉移2602人，佔本縣農村勞動力總數的01％。
2、轉移勞動力性別、年齡、化分佈：男性9106人，佔轉移總數的7026％。其中：16－歲292人，佔轉移總數的270％；6-歲9774人，佔轉移總數的176％。女性16人，佔轉移總數的2974％。其中：16－歲12612人，佔轉移總數的2266％；6-0歲941人，佔轉移總數的708％。小學化11人，佔轉移總數的207％；初中化7890人，佔轉移總數的6808％；高中及以上化644人，佔轉移總數的116％。
二、全市農村勞動力基本情況分析
1、資相對分散，總量分佈不平衡。我市農村勞動力的96％分佈在米易縣、鹽邊縣和仁和區7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其中7％的農村勞動力居住地遠離城區，交通、通訊不便。東、西區分別有一個鎮的農村勞動力，僅佔總數的464％，主要從事第二、第三產業。
2、整體化素質較低，就業半徑小。全市農村勞動力中具有大專以上化的只佔08%，982％農村勞動力只有初中及以下化。從轉移就業情況看，高中以上化轉移率高達640％，初中化轉移率次之爲10％，小學化轉移率最低僅爲1148％。可見化素質越高，就業空間越大。
3、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就業趨勢明顯。調查數據顯示，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比例佔到了816％。其中，在第一產業中，18—歲青年勞動力僅佔總從業人數的298%，而在二、三產業中，18－歲的青年勞動力佔全市轉移總數的76%。這說明青年人就業觀念轉變快，向城鎮轉移就業的願望比較強烈。
4、就業觀念相對滯後，轉移就業意識尚需增強。調查顯示，全市農村勞動力轉移率僅爲218％，絕大部分仍從事農業生產。留在第一產業的1762人中，有轉移求職意向的僅佔29%，有培訓意向的佔96%。況且在家閒業的農村勞動力還有68%。
5、勞動技能低，求職意向偏向就業層次低的崗位。調查顯示，簡單體力勞動仍是農村勞動力求職的主流，佔求職意向總人數的6142％，餐飲服務、汽車駕駛意向排名第二、第三位，分別佔求職意向總人數的2226％和610％。這說明勞動技能影響就業意向和就業層次。
6、培訓意向過於集中，且兩級分化嚴重。在培訓意向中列前三位的是農業技術、汽車駕駛、電氣焊，分別佔培訓意向總人數的721％，187％，1146％。從總體看，農村勞動力大多對市場就業需求不瞭解，急功近利心態較重，大多集中在簡單易學的第一產業，而少部分又趨向於培訓投入較高的專業。
三、我市農村勞動力轉移特點
1、具有較強的裙帶性和自主性。多數農村勞動力轉移是經熟人介紹或引導而實現，透過政府或社會中介服務機構組織的人數不到轉移總數的20％。
2、轉移區域相對集中。6002％的勞動力實現市內轉移，省外轉移僅佔1848％。
、轉移具有明顯的兼業性。隨着二、三產業的發展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我市相當一部分保留着土地承包權的農民農忙時種地，農閒時外出務工經商，屬亦工亦農性轉移，這也是市內轉移較多的原因之一。我市這類兼業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比重超過了62％。
4、簡單體力勞動成爲轉移主要途徑。由於我市絕大部分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技能單一，因而從事勞動技能低、勞動強度大、危險性高的行業的農村勞動力佔到了轉移勞動力總數的87％以上。
、轉移勞動力逐步轉向高層次就業。一部分轉移人員走上了管理階層、技術崗位；還有一部分經過多年的實踐積累，拓寬了視野，增多了知識，有了一定資金，便利用自身的有利條自主經營，從而真正發家致富。
四、我市農村勞動力轉移中存在的問題
1、轉移方式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自發性轉移一直是農村勞動力轉移最主要的方式，加之我市基層就業服務機構和就業服務資訊網絡尚未健全，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缺乏足夠的就業指導、就業服務和便捷可靠的資訊渠道，導致盲目性很大。據初步調查統計，我市農村勞動力在轉移過程中，經中介組織推薦的不足20%。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帶了很多的負面影響。首先，它給各級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進行勞動力宏觀調控，開展有組織勞務輸出和城鄉統籌就業等工作增加了難度，降低了勞動力資利用率。其次，增加了農村勞動力轉移成本，造成人力、財力的浪費和損失。
2、轉移就業沒有形成可靠的保障。由於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長期存在，農村勞動力在向二、三產業轉移過程中面臨諸多體制性、政策性障礙。如在就業政策、社會保障和勞保福利方面由於缺乏相應的政策和法律保護及有效監督，使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在就業環境、社會保障和勞保福利等方面形成二元分化，對比鮮明。
3、勞動力素質較低，制約了轉移領域。農村勞動力素質低是制約轉移數量和轉移層次的重要因素。從長遠看，隨着我市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和高新技術產業的興起，低素質勞動力的轉移領域必將越越窄。
4、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壓力日漸增大。一是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對勞動力整體素質要求越越高，對簡單勞動力需求量逐漸減少。二是隨着產業結構的調整，城市面臨安置下崗失業人員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雙重壓力。三是其它地區民工的大量涌入，給我市農村勞動力帶了競爭壓力。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市外人口總數達12萬人左右。這些自於外地欠發達地區的務工人員對工資要求低，吃苦耐勞，在爲我市的經濟建設做出貢獻的同時，也對我市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帶一定的衝擊。
五、我市農村勞動力關注的焦點
1、靠科學技術種養殖。種養殖業收入佔了農民純收入的/強，但農民普遍感到缺的是資訊，愁的是銷路，難的是技術。由於種養殖業技術的日新月異，過去憑經驗種養殖的老農如今成了生手。調查顯示，17%以上的農民迫切希望有關部門爲他們提供農業技術，尤其是對果蔬及特種經濟作物栽培管理技術、畜禽防疫技術的需求十分迫切。
2、靠一技之長打工。常年在外打工的農民在打工實踐中深切體會到：沒有一技之長，想要謀取一個好的職業、好的工種是不可能的。調查顯示，04％的農村勞動力迫切要求政府及相關部門爲其創造條，提供學習技能的機會和場所，改變舊的思想觀念，增強謀生的本領。
3、靠法律保護自我。外出務工農民身處異地，遇到薪酬糾紛或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倍感孤立無援，無以應對或無處申訴。調查顯示，80％以上的轉移人員迫切希望有關部門提供法律諮詢，促其瞭解和掌握相關法律法規知識，以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
六、我市城鄉統籌就業的對策和建議
1、完善目標責任體系，切實加強對農村就業工作的領導。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應充分認識做好農村就業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加強對農村就業工作的領導，把擴大農村就業作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納入工作目標考覈體系，作爲政績考覈的重要內容，定期進行督促檢查。各新聞單位應繼續透過廣播、電視、報刊、互聯網等多種形式宣傳就業政策和就業形勢，宣傳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先進典型，引導廣大農村勞動力轉變就業觀念，依靠自身努力多渠道就業。
2、構建政策體系，發揮就業政策的導向作用。實現城鄉統籌就業，必然依託城鄉一體化的就業政策。我市城市化率已達0％以上，實施一體化就業政策已具備條。一方面需要清理取締限制和阻礙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的歧視性政策，一方面要在妥善處理歷史遺留的再就業問題的同時，從鼓勵學習、鼓勵轉移、鼓勵吸納、免費服務等多個方面制定我市城鄉統籌就業的一體化政策，使農村勞動力走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完善培訓體系，切實轉變就業觀念和提高就業技能。農村勞動力擇業觀念和技能素質與轉移的速度和層次成正比，而職業技能培訓和職業指導是提高勞動者素質、轉變就業觀念、促進就業的重要措施。要充分利用和有效整合全市各類教育培訓資，完善健全培訓基地和職業技校、農技推廣站等職業技能培訓網絡。要改進培訓方式、指導方法，建立培訓責任機制和經費投入機制以及工作評估考覈機制。透過以上措施，壯大技能培訓和職業指導力量，建立完善以市場爲導向，與產業結構相適應，與就業緊密結合的多形式、多層次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
4、完善勞動力市場體系，發揮促進就業主渠道作用。按照制度化、專業化、社會化的要求，完善以公共職業介紹機構爲主體，社會職業介紹機構爲補充，城鄉一體且佈局合理、功能完善、綜合性與專業性相結合的市場體系，力求城區有市場、鄉鎮有網點、村社有視窗，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在促進就業中的主渠道作用。切實加強對各類職業中介機構的監管，勞動保障、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門要透過建立工作聯動機制，加大聯合執法力度，嚴厲打擊非法職業中介和各類欺詐行爲，維護勞動力市場秩序。積極構建就業服務資訊平臺，按照“四級聯網”、“四網合一”的原則，建立方便、快捷、全程的資訊化平臺，使農村勞動力不出村社就能夠了解到就業資訊，掌握就業動態，明確就業政策。
5、完善城鄉一體化就業服務體系，切實發揮政府職能作用。構建市、縣(區)、鄉（鎮）、村“四級”就業服務體系，將就業服務延伸至村社。按照機構、人員、經費、場地、制度和工作“六個到位”的要求，進一步加強鄉（鎮）勞動保障機構建設，不斷加大硬和軟投入力度，充分發揮基層勞動保障站所的重要作用。
6、積極推進縣域經濟發展，促進勞動力就近轉移。按照兼業性轉移與分業性轉移並舉的要求，一是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農業產業，提高農業綜合開發能力，實現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二是進一步加快城鎮化建設步伐，促進人口和產業向城鎮轉移，帶動各類服務業發展。三是狠抓招商引資工作，實現農村勞動力就近轉移。實踐表明，縣（區）引資企業吸納了衆多農村勞動力本地轉移就業。要進一步制定完善促進就業的優惠政策，大力支援投資企業和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給予返鄉創業者以更多“看得見、摸得着”的實惠和支援，形成鏈條經濟，拉動二、三產業快速發展，提供更多就業崗位。
7、切實維護進城務工勞動力的合法權益。現在乃至今後較長一段時期內，轉移就業都是解決農村就業問題以及加快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措施。切實保護廣大勞務人員合法權益也將是一項長期任務。首先，要與司法等部門聯合加強勞動、社會保險等相關法律法規、政策的宣傳，以提高廣大勞務人員的自我防範能力。其次，要採用多種方式和途徑，爲農村勞動力提供相關法律政策諮詢、勞務資訊、就業指導等一系列就業跟蹤服務，幫助他們解決工作和生活上所遇到的各種實際困難，如勞資糾紛、勞動爭議、突發事處理等。三是探索推進適合農村實際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使農村勞動力能夠享受到最基本的社會保障，並逐步過渡到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
農村勞動力轉移調查報告3
一、經濟景氣波動與就業壓力
90年代的中國勞動力就業遇到了新的挑戰：產業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帶來大量職業下崗，這一過程又伴隨着城市化加速的必然趨勢——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中國新增經濟活動人口壓力一直居高不下，使得世紀之交的中國面臨嚴重的就業“衝擊波”（圖一）
在城市失業大量發生的情形下反而發生農村勞動力大量剩餘並且產生向城市的持久移民傾向，這是一個與劉易斯著名的二元就業模型(Lewis,1954)相違背的問題。因爲該模型認爲，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着有關生產和組織的各種不對稱性，當勞動力在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製造業部門之間流動時，由於傳統部門不按照邊際產品原則定價，因此保留着幾乎可以“無限供給”的邊際產出爲零的勞動力，而現代部門追逐利潤最大化，因此兩部門的邊際產出並不相等。在劉易斯看來，經濟發展就是現代部門透過資本積累而擴張，直到將傳統部門“剩餘勞動”蓄水池全部吸乾。這就是說，傳統部門存在着大量勞動剩餘，而現代部門裏不存在。
這一問題在哈里斯—託達羅模型 （Harris-Todaro Model,1970）中可以找到答案。他們指出，只要城市的預期工資高於一個有保證的農村工資，農村勞動力就會在城市失業已經存在的條件下繼續向城市流入。這裏，城市工資有政府法令規定而高於市場均衡工資時，預期工資就可能對農村移民有刺激力。
圖二直觀地描述上述幾個模型的思想。橫軸OO’表示一個經濟中給定的勞動力總量。農村勞動力從原點O向右，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由曲線MPRL表達。城市就業從O’點向左計算，曲線MPUL代表城市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如果有一個充分競爭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兩部
門勞動邊際產出相等，均衡工資就是Wc。在均衡工資條件下，總勞動力中的OL部分配置給農村，LO’配置給城市，全社會沒有剩餘勞動。但是，如果城市標準工資(Wu)定的高於均衡工資水平，即Wu>Wc，城市就業就會減少，城市出現公開或隱蔽的失業（LL）；但此時城市期望工資（W），即標準工資與城市就業概率的乘積，仍然高於農村均衡工資，因此農村就業量還仍然按照xx’曲線向城市流動，形成農村勞動力供給價格提高，農村就業減少，而城市公開或隱蔽的失業進一步增加，從LL增加到LL。
以上模型假定農村勞動力可以自由向城市部門流動。但是如果存在着禁錮流動的制度性障礙，情形又會不同。在部門間勞動流動被隔絕的條件下，城鄉之間可能持久保持工資水平的顯著差異而沒有發生相應的勞動力流動。“兩元模型”無從分析這樣的情形，因爲“兩元”之間的隔絕，使得每個部門都近乎孤立地決定其內部勞動力的供求和定價。這正是改革前中國的情況。正如我們將在後文中看到的，只有當城鄉隔絕的體制鬆動後，哈里斯—託羅達模型纔可能重新作爲一種有用分析工具。
顯然，在國有企業職工大量下崗和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的這一雙向進程中，關鍵因素是城鄉的工資差別，不同性質的勞動力對於城市期望工資的預期差異對於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和就業形勢發揮着重要作用。以下我們將會透過進一步的分析來詳細闡述這一問題。
1、城鎮下崗與失業 1992年以來，中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穩步上升，自1996年達到3.0%時，1997、1998年兩年保持在3.1%的水平上。但是中國的新增經濟活動人口和新增從業人員始終分別在1.3%左右和1.2%左右的水平上保持着。
如果把下崗職工考慮在內，中國1997年的城鎮失業率將達到9.36%，就業壓力將會更爲突出（孟慶紅等，1999）。1992年中國的城鎮失業人中、下崗人數分別爲420萬人和300萬人，而到1997年，這兩個數字分別變爲620萬人和1435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爲929萬）（胡鞍鋼，1999A）；1998年進一步變爲892萬人和571萬人（陳淮，1999B）。顯然，中國的城鎮的失業問題越來越多地透過職工下崗這一種形式表現出來。據原勞動部的一項調查分析，至1999年6月底，下崗職工佔全部職工的比例爲11.2%，而全國下崗職工總人數爲711萬人（原勞動部培訓就業司，1999）。而楊宜勇估計，1999年全國下崗未就業人口爲600萬人，登記失業人口爲620萬人，企業新下崗300萬人，城鎮新增勞動力274萬人，機構改革預計分流300萬人，農轉非估計有300萬人，絕對數總計達到2394萬人，比1998年多出460萬人，即1999年就業壓力將比1998年增加23.7%（劉詩白，1999）。而且，楊宜勇等人估計表明，在1999到2001年三年間，中國勞動力總供給中，農轉非的人口約爲1000萬人，其中需要就業的勞動力600萬人；城鎮國有企業富餘人員新下崗850萬人，扣除當年再就業的70%，將會有255萬人等待就業；機關事業單位分流82萬人，1998年年底結轉國有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託管的下崗職工614萬人，這樣僅僅因爲勞動力總量的調整就將會爲城鎮增加1551萬人的就業壓力（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1999）。
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市場競爭的加劇使得國有企業必須透過市場化改革走出困境，減員增效勢在必行；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率的放慢意味着經濟對就業的吸收作用減小；但是人口增長的慣性使得新增就業人員繼續以較快的速度增加，這樣整個經濟面臨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就業崗位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因此，那些本就因爲自身技能較差而被調整下來的下崗職工重新就業的可能性變得更爲渺茫。由於城鎮職工的下崗具有周期性和結構性的雙重特徵，經濟疲軟和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對就業構成的壓力交織在一起，從而使得國有企業的就業壓力更爲嚴重。 這一下崗趨勢是對於長期以來國有企業效率過低局面的一種糾正。在中央根據計劃指令來配置經濟資源，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並且因此形成由國家行政等級組織壟斷工業和商業，管制農業和實行城鄉隔絕的經濟體制。在這一體制下，國有企業由於管理公有制僵化，缺乏自主權，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受到扼制，導致企業無力實施有效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結果是企業的效率始終在低水平上徘徊甚至虧損；企業的剩餘也被政府以利稅的形式拿走，作爲補償，職工獲得了“城裏人”身份：較低的工資水平（但是這一工資水平相對於農村的工資水平還是很高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安排。這相當於一種“借舊債還新債”的制度安排，即運用當期企業的利稅來支付對國有企業職工的歷史負債，但是隨着這一負債水平的提高和當期企業效益的下降，這樣的制度安排無法繼續維持下去。職工的下崗就在所難免。由於整個經濟發展前景暗淡導致勞動崗位供給不足、下崗職工自身競爭力差、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因素，下崗職工再就業的難度很大。於是，各地政府費盡心機尋找再就業門路，甚至是關閉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徙的通道。這樣一方面使得最具有競爭力的那一部分勞動力找到工作的概率在大減少，從而阻礙了城鄉開通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另一方面，這些舉措混淆了週期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的界限，造成了城市中“有人沒活幹、有活沒人幹”的局面，同時使得城市中大量使用外來勞動力的那部分經濟競爭力大大下降，這樣進一步加劇了就業壓力。如果在面臨城市就業壓力時，政府開始選擇退卻，那麼城市就業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將喪失殆盡。
2、農村的勞動力轉移 城市就業壓力劇增這一進程不可避免地與中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大趨勢相互衝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就業透過三個途徑得到緩解：第一，農業內有效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機會增加了；第二，農村的非農就業，尤其是鄉鎮企業的吸收；第三，城市的吸收，即農村勞動力加速向城鎮製造業、商業和服務業轉移。據作者參加的勞動部一項研究的結果估計，16年間（1978-1992）農業內部有效利用勞動力的機會共增加了約50%，農村非農就業提供了近1億個新的崗位，另外約有3000萬農民工轉移到縣城以上的城市就業。另外，據範芹估計，截至1997年，中國的鄉鎮企業已安排的就業人數佔全部農業勞動力總數的25%，1.9萬多個小城鎮累計吸收農村勞動力3000多萬，約佔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總量的30%（範芹，1997；轉自鄧大鬆等1999成都）。
但是，當前鄉鎮企業由於中國經濟狀況不佳、融資需要遠遠不能得到滿足、鄉企自身面臨制度創新等原因，發展速度顯著放慢，其對中國農村勞動力的吸收能力也隨之減少。1991年以來中國第一產業中的勞動力一直呈現絕對下降的趨勢，也即將會有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尋找新的出路，鄉鎮企業無法滿足其要求時，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遷徙就成爲其主要出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動力主要在於城鄉工資差別，如果城市就業的期望工資（城市工資水平乘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高於農村的工資水平，農民就會流向城市。顯然，隨着鄉鎮企業界的不景氣，農村勞動力在農村就業的工資水平大大下降，這無疑加大了城鄉工資差別，使得勞動力更有激勵流向城市就業。如果城市改革止步不前，城市工資水平仍然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農民工的流動帶給城市的就業壓力就會更大。
而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採取的是“關門”政策，即城市由於下崗壓力對農村勞動力關閉了大門。但是，這只是部分影響到農村勞動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工資水平難以下調，而農村的工資水平則隨着鄉鎮企業停滯而大幅下降，這樣就意味着農民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壓倒性的競爭優勢。因此，政府“關門”政策的結果是農民工“清而不退”，這一巨大的勞動力人口的一部分透過重新回到土地上轉變成爲隱性失業堵塞，大部分則透過採取種種規避措施在城市的灰色勞動力市場上找到就業機會；而且，一旦農民工在某一地區工作一段時間後，他們可能就會習慣於城市的生活，即便暫時失業，也不願意返回農村。在1995、1996和1997年三年中，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數字達到2400萬、2500萬和3000萬（陳淮，1999）。這一壓力在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反映的更爲明顯；很難想像這些跳出“龍門”的農村勞動力因爲城市的大門緊鎖而全部返回農村。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遷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如何協調這一人口轉移壓力在城鎮就業壓力日漸嚴重的今天更凸現其重要性。
3、新增勞動力壓力 中國的就業壓力不僅反映在勞動力存量的變化上，而且來自於新增勞動力的數量。在H-T模型中，如果勞動力的邊際產出水平沒有較大的改進，而勞動力總量卻發生了較大的增加，這就意味着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和城市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相等的那一點所決定的就業水平沒有大的增加，最後的結果是總失業水平面的上升。
因此，把中國所面臨的就業壓力放到中國總的人口增加框架下，我們對於中國窘迫的就業狀況將會有更好理解。由圖三可知，中國總人口增量在1982年達到了一個高峯，1986-1990年達到了另一個高峯，其中在1987年達到峯值；而中國新增城市人口則分別在1981年有一個大的增量，1984年達到高峯；新增農村人口在1982年就已經達到一個高峯，1984年後更是一直持續增加到1991年。如果以16歲作爲勞動力開始要求參加工作的年齡，那麼中國的就業壓力在1998年達到了第一個高峯，在2002年再度加大，2003年達到高峯，並且一直持續到2006年左右。而城市就業壓力將在1997年達到第一個高峯，2001年左右達到另一個高峯；如果考慮到農村勞動力自2000年以後持續增加的壓力，中國的就業狀況將會更爲嚴峻。
農村勞動力轉移調查報告4
根據省、市陽光工程辦公室要求，爲全面摸清我縣農村勞動力資源總數、年齡和文化結構、產業分佈、就業地域和求職意向等基本情況，便於陽光工程有針對性開展農民培訓與轉移就業，促進農民增收，我們會同有關部門，開展了全縣農村勞動力資源調查，現將調查彙報如下：
一、基本情況
xx縣地處湘中，是典型農業大縣，是國家商品糧基地縣和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轄區面積171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64.4萬畝，林地120萬畝；人口90萬，其中農業人口790，農村勞動力52.2萬人，且每年新增1萬餘名農村勞動力。
二、農村勞動力資源現狀
xx縣農村勞動力爲52.2萬人。其性別構成爲男30.8萬人，女21.4萬人，分別佔勞動力的59%，41%；文化結構爲初中以下5.7萬人，初中29.8萬人，高中以上16.7萬人，，分別佔總勞動力數的11%，57%，32%；年齡結構爲18歲—25歲15.7萬人，25—35歲13.1萬人，35—45歲13.1萬人，45—55歲12.5萬人，分別佔總勞動力數的30%，25%，21%，24%。全縣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爲15.1萬人，佔農村總勞動力的28.9%，勞均年收入2900多元。
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爲27.9萬人，其中長期外出務工(6個月以上)爲11.3萬人，短期外出務工(6個月以內)爲3.2萬人；在外出人員中，受過職業技能培訓者13.2萬人，佔47.2%，人均年收入120xx－40000元。
外出務工人員就業地點分佈爲廣州、深圳、珠海、東莞、惠州、中山、江蘇、北京、上海、浙江、廈門、昆明、西安、拉薩；中越、中緬、中蘇邊境城市和勞動力資源少或勞動力素質極低沙特阿伯、阿聯酉、埃塞俄比亞等國。
根據統計分析，我縣外出農民工有以下特點：
（一）外出農民工素質較低。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外出農民工文化水平較低，高中以上的萬16.7人，佔32%；初中文化的29.8萬人，佔57%；小學以下的5.7萬人，佔11%。二是有一技之長的農民工少，只有2.9萬人，僅佔外出農民工的10.4%。
（二）從業單一。在建築業和加工業從事體力勞動是我縣外出農民工的主要職業，共有19萬人，佔總外出農民工的68.4%。
（三）外出務工長期的多，短期的少。全縣長期外出務工20.5萬人，佔74.8%；短期外出務工7.4萬人，佔25.2%。
（四）從業地點相對集中。我縣外出農民工相對集中在廣東省，共有17.1萬人，佔總外出農民工的61.2%，其餘的10.8萬人，佔總外出農民工的38.8%，散佈在本省、浙江、福建及其他省區。
三、存在問題
（一）農村勞動力素質不高，缺乏勞動技能，影響向非農產業和城鎮的轉移，難以在城鎮實現穩定就業。我縣外出務工的27.9萬人中，有相當數量的人沒有穩定的職業和居所。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佔20.4%。
（二）外出農民工以從事體力勞動爲主。在建築業、加工業等職業中從事體力勞動是我縣外出農民工的主要職業，共有19.8萬人，佔總外出農民工的'71.1%，人均月收入900——1000元。
（三）對農民工有序就業管理服務工作滯後。一是對農民工就業前的職業技能培訓，各級財政沒有資金投入，造成農民工崗前培訓工作難以開展，就業難度大。二是農民工就業盲目無序，缺乏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有資訊的合理流動、有序就業。三是對外出農民工，特別是舉家外出的農民工承包土地的使用缺乏有效管理，導致土地撂荒和土地糾紛。
四、對策及思路
一、依託陽光工程，不斷挖掘地方特色。
陽光工程在我縣的開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也逐步成爲農民轉移就業的平臺。從近二年的培訓轉移就業農民學員來看，所開展的專業培訓有：汽車駕駛、建築、電工、焊工、計算機應用、餐飲等。xx是全省的農機大縣，也是全國有名的“小農機之鄉”，農機生產企業達到三百多家，每年所需的從業人員要三萬多名，我們可以全力打造“農機加工”樹本地特色品牌，擴大本地就業。家政服務行業社會需求層次很多，我縣涉及這方面的人數偏少，還有着廣泛的發展空間，但在低層次上我縣勞動力沒有競爭優勢，那麼我們就可以考慮在高層次的需求領域同別人開展競爭，打造xx品牌。還可以利用已輸送至國外從事建築業的有利條件，重點培育和打造“建築湘軍”，樹境外勞務輸出品牌。
二、強化技能培訓，定向打造勞務品牌。
整合農民工培訓資源，勞動保障、科技、教育、建設、財政部門要按照各自職能，全力配合農業部門，切實做陽光工程各項工作。各陽光工程培訓基地在陽光辦的領導下，可以用靈活多樣的形式，在不同層次上開展對農民的培訓。初級培訓主要面向企業擴大生產規模或新辦企業所需增加的勞動力；中級培訓可以對熟練工在原有技能上的新突破，以滿足企業技改或熟練工自身發展的需要；進階培訓則主要面向省內、國內、外勞動力市場，讓我縣農民走出去後有較強的競爭力。
三、強化市場導向，引導形成勞務品牌。
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工作中，堅持“政府推動、部門監管、學校主辦、農民受益”的原則，強化市場導向、典型帶動，發展勞務品牌。逐漸推動勞務輸出向組織化、精品化、規模化發展。積極尋求區域勞務協作，不斷形成和壯大泛珠三角、華東、華南三大勞務協作區，在沿海大中型企業廣泛建立勞務輸送基地，培養勞務開發經濟人隊伍，努力使之成爲勞務輸出的資訊視窗、服務視窗和維權視窗，強化輸出地、輸入地的對接。
四、搞好公共服務，發展壯大勞務品牌。
利用陽光工程項目，以農業部門爲主體，政府出資，有關部門大力配合，建立一個面向全縣的農村勞動力市場，實行培訓、就業、維權三位一體的工作機制。爲農民工免費提供政策諮詢、就業資訊、就業指導等方面的服務。統一開發建立農村勞力資源數據庫，實現互通、資源共享，並將勞動力資訊網絡延伸到鄉鎮，形成覆蓋城鄉的培訓就業資訊服務網絡。促進我縣農村勞動力資源規範、有序、合理、高效配置。
農村勞動力轉移調查報告5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市場經濟的發展、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加速了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
在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動的情況下，中國的農村社會養老制度尚處在改革探索之中，國家尚未對農村老年人實現了普遍的社會福利，再加上相關社會制度支援度的不足，使得農村老年人生活不太樂觀，這一弱勢羣體的養老問題的解決與否，不僅僅關係到這一羣體是否老有所養，還關係到建設新農村的成敗。
老年人是社會上的弱勢羣體，針對當今的經濟全球化趨勢，經濟發展速度日益增快，雖然社會福利制度和養老制度在不斷完善，但農村還是有些許老年人生活較艱苦，甚至孤單度日，這值得大家關注。
二、選取的原因：
隨着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化速度也在不斷加快，人口大都從農村遷往城市，種田在也不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所以大部分青、中年人都外出打工，每次回家，都感覺到人煙稀跡，看到的大都是老人、婦女和小孩，沒有太多的嘈雜，一般是一片沉寂，除非是農忙時節，否則很少聽到吵鬧聲，希望透過寒假這幾天的實踐，去觀察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從而引發思考，去更加現實地接觸鄉村生活，瞭解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狀況。
三、農村老年人生活現狀分析。
（一）生活方式：
1、衣：經過觀察，大都穿着樸素。
2、食：三餐較簡單，菜色較少。
3、住：一般都住在大約幾十平方的就房子，房屋擺設簡單，傢俱簡陋。
4、行：一般都呆在村子裏，偶爾去趕集買生活用品，沒有像城市社區那樣的健身場所。
（二）健康狀況：
1、老年人一般都帶有各種小病。
2、農村醫療條件較差，一個村有時一個衛生所都沒有，一個鄉纔有一個大型的醫院。
3、有的老年人還種着幾畝田，經常下地勞作。
（三）精神生活：
1、農村青、中年人大都在外打工，子女陪伴在身邊的時間較少。
2、農村很少舉行大型的活動，除非是開會或者是全村放電影，否則很難聚到一塊，娛樂方式較少。
3、一些老年人以打麻將、牌等方式消遣時間，很少討論國家大事，看書籍等，在家忙着做一些瑣碎事情。
（四）家庭關係：
大多數家庭關係都是較和睦的。
農村勞動力轉移調查報告6
一、勞動力整體狀況
全市總人口106萬，農村勞動力43萬，其中農村富餘勞動力20餘萬，農村人均耕地面積0.8畝，是重慶轄區的勞務輸出大縣（市）之一，常年在外務工經商的農民達14.9萬人，每年帶回的經濟收入總額在4億元以上。農村富餘勞動力有效轉移，是農民致富增收的重要渠道，農民外出經商務工，成爲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爲我市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永川要在未來7年內建設成爲大城市，30%以上的農村人口必須轉移到城鎮，這其中，首先是農村富餘勞動力的轉移，必須透過多種措施吸納這部分人就業。
我市農村富餘勞動力中，30歲以下的勞動力佔68%，30—40歲佔27%，40歲以上佔5%。農村勞動力特別中40歲以下的人將是轉向城鎮的主要人口，他們的轉移情況、務工收入高低，將直接影響到我市城鎮化建設的進程。
二、富餘勞動力轉移現狀
去年，我市農村勞動力在永川範圍內轉移4萬人，在重慶市區轉移2萬人，重慶市外轉移12萬人，境外轉移累計人數1498人（次）。重慶市外轉移主要集中在廣州、深圳、珠海、福建、廈門、上海等沿海城市和新疆、雲南等邊遠地區，境外轉移主要在新加坡、南非、阿根遷、日本北海道等十幾個國家從事漁業捕撈。外出人員中，86%的人員從事第二產業，從事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的各佔7%。永川範圍內轉移的勞動力，主要在城區、集鎮從事運輸、建築、餐飲、服務業，重慶市內轉移的勞動力主要從事建築、服務、經商業。
經過近年的努力，我市農村富餘勞動力輸出已經呈現出了“三健全”格局。一是勞動力市場進一步健全。目前，我市建成了高規格的綜合服務大廳和交易大廳，成功與重慶市勞動力市場聯網，初步形成了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框架。二是服務功能進一步健全。據調查瞭解，我市先後建立了勞動技能培訓基地26個，建立了農村富餘勞動儲備基地3個，勞務輸出基地5個。同時，對各類外出民工分別進行登記造冊，促進民工有序流動。僅去年，就幫助民工追收工資96萬元，清退保證金1.8萬元，督促用工單位替民工參加社會保險850人，處理民工工資爭議案件156件。三是職工技能鑑定和就業准入制度進一步健全。在建立和完善農村勞動力市場中，我市大力推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就業制度和預備制度的同時，規範和發展社會力量培訓機構18家，職業技能鑑定機構增加到4家。
三、存在的問題
在對我市農村富餘勞動力市場調查中瞭解到：三大問題已成爲制約我市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的“癥結”：
一是自發外出，無序流動。有關資料顯示，除境外勞務輸出透過勞動部門外，我市90%以上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主要依靠親朋好友或自發外出。由於不規範的勞務輸出，這部分民工的勞動權益往往很難得到保障，極易造成用人單位拖欠民工工資、發生勞動爭議等侵權行爲。
二是文化層次低。我市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中，48%爲初中以上文化，30%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小學文化或文盲人員高達20%，大專文化以上僅佔2%。文化偏低，使他們難以進入較高層次的產業，往往在低層次的產業中競爭，工資收入低，生活工作條件差，勞動福利待遇得不到較好保障，處於劣勢求生狀況。據市農調隊和勞動部門抽樣調查統計，我市民工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月平均收入500—700元，從事第二產業的勞動力月平均收入1000元，從事第三產業的勞動力月平均收入1000元以上，境外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月平均收入1500元左右。其中，從事第二產業的民工高達86%。這些低水平務工結構，直接影響到農民的增收。
三是開發難度達。我市二、三產業發展滯後，農業產業化程度不高，制約了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就地轉移。而外出務工，又由於多種因素的影響，常年性轉移人數尚需鞏固：進一步增加外出人數，又因爲有的地方經濟基礎差、交通不便、資訊不靈，大量富餘勞動力難以轉移。
四、方向
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近期看是實現農民增收，遠看是加快城鎮化進程、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根本途徑。有關人士認爲，要實現我市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大轉移，必須“六架馬車”拉動。
一是以經濟增長拉動勞動力轉移。堅定不移地在實施工業強市發展戰略中，大力發展二、三產業，努力保持區域經濟較快增長的勢頭，不斷創造和開闢新的就業渠道，千方百計增加就業崗位。
二是以結構調整帶動勞動力轉移。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擴大農民進入城鎮就業的主要途徑。重點發展農產品加工、旅遊、商貿和飲食服務業，實施品牌戰略，培育商貿優勢企業，加快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
三是以政策投入驅動勞動力轉移。認真貫徹落實有關勞動力轉移和就業工作的各項優惠政策，鼓勵農民在城市自主創業，積極開發公益性就業崗位和其它適宜農民進城就業的項目，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
四是以職業培訓促進勞動力轉移。我市應全面推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就業准入制度和勞動預備制度，加大職業教育培訓工作力度，以培訓學校或者中心爲基礎，建立各種專業技能培訓基地，凡申請辦理《職業資格證》，必須培訓合格後有職業培訓中心向技能鑑定部門申請鑑定。努力提高農民工勞動者隊伍素質，增強其就業的能力，從根本上改變其劣勢地位。
五是以就業服務推動勞動力轉移。充分利用我市作爲全國100個流動就業重點監控點的特有優勢，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充分發揮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種職介所的作用，加快我市“職業培訓、勞動力儲蓄、勞務輸出、外出人員返鄉創業”四大勞務輸出基地的建設，進一步規範用人單位招工用工行爲，督促指導各類用人單位與招用的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形成穩定的勞動關係。
六是以小城鎮建設拉動勞動力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