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我們在這個世界的文化理念，越來越具有同化空間的情形下，前一階段已經落地的20多家境外電視的運作中，幾乎沒有一家是可以賺錢的，這些境外落地電視爲了要盈利，就要考慮要另僻蹊徑。而且這種做法已在各家地方電視臺上所使用，就是跟片廣告向其節目進行交換的辦法。此外還有種種的一些辦法已經出臺。但是，現在我們要進行分析的不是這些廣告片商運作的形式，而是要透過這些，來看看這些境外電視中所體現的文化價值觀念，對我們受衆羣體的影響。以及我們如何來面對日益逼近的文化入侵。
就目前而言，境外電視落地問題似乎在短期內，還不會對國內電視行業造成多大的衝擊，隨着中國加入WTO，在市場準入方面涉及到傳媒的並不多， 中國對境外電視落地是有一些具體限制的。但是，由於國內的衛視大部分存在經營利潤較低的具體情況，因此在節目的引入和節目的質量等等具體問題上，就會因爲這些跟片廣告的出現，使得已經形成的廣告收看方式，會在新的運作方式中給觀衆帶來新的衝擊。
在我們這個已經不能拒絕衛星電視的時代，來自外部世界的傳媒方式記以及運作形式，對我們廣播電視事業的衝擊已經成爲一種必然的入侵，面對這樣的局面，我們是否就是說因爲境外衛視，在2003年又有一批傳媒集團獲得了落地權，就感到了可怕呢？還是說因爲，這些入侵的衛視對於我們所帶來的衝擊，僅僅是商業的利益而不是其它呢？
在我們的電視節目不能走出的情況下，現在又要面對衛視落地帶來的衝擊，儘管現在這些落地的節目，還不能直接被普通百姓所觀看，但是我們還是感到了這些落地的電視節目對人們思想意識和行爲傾向帶來的變化。現在雖然不能說這種變化及態勢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其節目內容、評價口徑、藝術傾向肯定會對廣視現狀帶來衝擊。因此在一個新的形式出現之前，如何面對這種入侵，就顯得十分重要。因爲，文化的多元並非是放棄自己的文化悠源和傳統。
自然面對這樣的一種入侵的姿態， 我們不能爲我們已經日益變得脆弱起來的文化傳承而擔憂，因爲當下我們對於來自西方的文化思潮的'影響清肅力是比較無力的，而且當我們在這個全球文化日益融合的時代，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特和自身的延續的命脈，也許不是哪個人寫寫文章，呼籲呼籲就可以奏效的。
顯然這是一個和文化本身有聯繫，但是更多的是屬於思想建設範疇的問題，而且它又不是單一出現的。我們不想繼續借用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說，但是實際上這種文明衝突的的現象是時時存在的。那就是假如西方人繼續用所謂的四方文化來同化，或是繼續堅持西方的價值觀念或是以 西方的標準來統一世界的價值觀，其結果不會是如同想象般的讓西方人自己也能感到舒服。”人類世界有着多樣化的文化和文明系統，這些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系統之間，雖然存在着共同性，但具體說來，它們是不可通約的，也就是說每一種文化相對於人類生活來說，都只是特殊而不是一般。......在一個多樣化、差異格局的人類文化和文明格局中，任何一種文化的普適主義情結，實際上都是一個誤會。20世紀下下半葉以來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人類之間經濟、文化、政治交往急劇增多，顯著激發了非西方世界國家民族觀念，喚醒了非西方世界對於自身權利利益追求的自覺性。（程亞文先生語）然爾，其實我們已經不斷感到來自西方世界的價值觀，對我們傳統價值觀反叛的影響力，我們在不能真正解析的時候，會被一些我們從來沒有接觸到的新鮮的東西所迷惑，而最終失去我們自己文化的傳統。
因此，在這樣的一個大前提下，假如以爲這些落地的衛視節目會一下子就改變了一國一地區的價值觀念，也是有些讓人感到文化的脆弱性，和歷史悠遠傳統的不可抵禦的弱勢的不堪一擊。因此，太過於憂傷是不可取的。但是，當我們面對文化的這種同化的指向和目的性不敏感，而放棄了對於自身民族文化和文明建構的自省精神，同樣也是一種對文化衝突實際存在的糊塗認識。
因爲同樣的一個原因也是存在的，那就是不能以西方人的價值觀，來對我們這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傳承存在盲目的優越感，學習別國的先進文化，一是要符合國情；二是不能全盤的效仿。也就是無端的自卑和虛無主義都是與文化的所謂的同化是不相容的。因爲，在所謂的前衛或後現代的東西，已經在向傳統文化的挑戰和叫板了。現在我們開啟了這扇窗子，不同的文化和對同樣事物不同的態度，所發生的衝突是很自然的。
假如我們不是站在這種立場上來對件事情有清醒的認識，也許文明的這種衝突在不用激烈方式進行的時候，我們會同樣感到一個近乎讓我們以後或許當下就會感到震驚的問題，那就是那種封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對話則是需要的。因爲，如此年輕的程亞文先生就已經感到了這樣的一個問題，真正的意義在於世界未來的前景或是發展的方向對人們印領，是在這種交流過程中拓寬對話的空間，而不是相互地用閉塞的方式來各自欣賞或是一定要同化觀念習俗、道德審美的標準，因爲只有共通的話語空間的不斷拓寬，纔是使得文化的衝突和融合在融洽的氛圍和感覺中達到完美。
當我們爲錢而憂的時候，西方的或是境外的傳媒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而要以對文明的“通約”姿態，來對別國的或其他地區的文化與文明建設，表現出“同化”的姿態或願望，而我們現在僅僅是因爲那些商業的利益，丟失或是放棄自己的一部或是全部的權利，也許我們對於在世界範圍表達話語權的意識不那麼濃厚，或是我們不會去計較對於文明構建的話語力量，或是我們沒有這樣的能力，沒有這樣的能力，來主動發出這樣的呼聲，而這就爲那些以這種文化的傳播爲己任的西方媒體的入侵，找到了一個可以進入的機會和視窗。但是我們現在又不能阻止對話，也不能用消極地態度抵制，但是顯然我們的文化文明，同樣也可以被世界的主流文化所接受，而不是一種文化和審美的點綴，也許這纔是我們的有爲之士，要真正考慮的問題。
當我們對於文化的購建，進行全方位審視的時候，我們就能具體感到當我們在對張藝謀的《英雄》進行大肆的鼓吹和宣揚的時候，其實我們的電影的拍攝方式和色彩與畫面拍得如此恢弘的目的，以及故事本身的更加具有好萊塢敘事風格的時候，其目的是爲了能夠吸引西方人的欣賞習慣，爲進入好萊塢電影市場打下基礎。而這些是否也是屬於文化的通約而造成的呢？
自然對於境外電視的落地，目前也有它們無法逾越的瓶頸的，而它們所要做的“打擦邊球”和“模糊管理”等辦法以及從傳統的運營模式中尋找新的出路，是這些落地衛視爲自己尋找生存之路的種種努力和辦法，而我們所要考慮的則是面對文化的衝突或是文明的同化過程中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以及用我們所認可的價值觀和理念來對這個世界進行解讀，而不是失去自己的文化和傳統。
“文明和文化實已成爲一個羣體的存在宿命，他們無法逃避歷史的安排，這是‘歷史性的永恆性’”（襯家琪先生語）。同樣，人類在相互交流中的發展史也已經在告訴人們，文明的融合是在彼此保持自己的文化鮮明個性中才能做到共生共存的，而不是文明的兼併和取代，因此我們既不能對因爲衛視的入侵認爲無所謂，也不能聽任這樣的文化浸淫氾濫。說一句，理性的話，就是在我們“保持和尊重文明差異的基礎上，發掘文明間的共性，增大文明間的共質面。”（見《一個平民的政治主張》）
藉助於現代的科技手段讓文明的共性更加具有了觸摸感， 並且大大縮小了空間的距離感，而我們的思想和行動就在文化的融合中出現在社會新的轉型期中。而電視作爲最富有煽動性的手段，又使得我們不得不對此重視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