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法國比較學者首倡的形象學，主要研究文學作品中作爲“他者”的異國異族形象。由於“每一種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時伴隨養自我形象的形成”，故形象學對“他者”與“自我”之間複雜的關係，予以高度重視。在當今世界多元文化頻繁衝突對話的全球語境下，比較文學形象學顯然能以其理論穿透性和突出的適應性發揮重要作用。用比較文學形象學的方法透視歐洲中古時期文學作品裏的匈奴形象，是這一研究的極好範例。
歐洲文學裏的匈奴形象最早出現於中世紀日耳曼人的英雄傳說《希爾德布蘭特之歌》，這是一首用古德語記錄下來的詩篇，僅殘存68行，流傳於8世紀，文字記錄的手抄本屬於九世紀。描述民族大遷移末期時隨東哥特國王狄特里希出征的希爾德布蘭特，在三十年後返同故鄉及在邊境上和他兒子戰鬥的故事。年青時代的希爾德布蘭特是東哥特國王狄特利希的一名勇士，由於日爾曼的一個首領奧多亞克的進逼，希爾德布蘭特隨同國王逃到匈奴人那裏。三十年後，他返歸故鄉，遇到了一個戰士，認出了這是自己的兒子並贈給他一個金環。但是兒子卻把他看作是一個狡猾的匈奴人，拒絕這個“異族人”的贈品，爲了保持日耳曼戰士的榮譽，向父親挑戰，父親也只能應戰，殘稿在描寫激烈的戰鬥處中斷了。根據歐洲中世紀的其他英雄史詩《希爾德布蘭特之死》和《海瓦拉—薩迦》的記述，在交戰中父親打敗兒子，他寬恕了兒子;但兒子卻耍弄詭計，最後死於父親之手。
渺遠的北歐神話也可追溯到匈奴形象的描述。現存中古時期冰島民間文學“埃達”及“薩迎”所收錄的英雄史詩《伏爾鬆家族傳說》中出現匈奴王阿提拉及其妹妹布隆希爾德的形象。在這個瀰漫養氏族仇殺的血腥氣息的悲劇故事裏，兄妹二人都被塑造爲充滿貪慾，因一己之私而大肆殺戮的兇悍之人。阿提拉爲佔有萊茵黃金寶藏，強娶勃良第公主古德隆恩並設計殘忍殺害勃良第國王貢納爾，布隆希爾德唆使丈夫暗殺被矇騙的無辜戀人西古爾德，一個爲財，一個爲情，不惜動用全族武力，使氏族之間狼煙四起，至愛親人互相殘殺，宮廷內外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1200年前後，脫胎衍生於這個古老詩篇的德意志英雄史詩《尼伯龍根之歌》在繼續演繹匈奴人“如同兇猛的野獸一般”的兇狠剽悍之外，又將其視作需要高貴的日耳曼民族用基督的光芒感召與教化的異教徒。史詩反覆強調皈依基督教對匈奴國王埃策爾與日耳曼公主克里姆希爾特聯姻的重要。當許特格伯爵代表匈奴王向克里姆希爾特求婚時，萊茵河畔己基督化的布爾恭騰王國要求公主再婚下嫁的前提是匈奴人己經真正皈依了基督教，否則她“如果把自己的身體交給一位異教徒，定會遭致普天下的信徒們憤怒譴責”。身爲克里姆希爾特舅舅的主教皮爾格林更是不忘熱情地規勸外甥女要促使自己異教徒的匈奴丈夫皈依基督教。也正是帶着這樣一種日耳曼人的神聖使命和崇高信念，克里姆希爾特來到異國他鄉的匈奴國度，並在不斷努力的堅持下，讓自己與匈奴王所生之子按照基督教的風俗接受洗禮。
顯然在中世紀歐洲文學裏，被視作“異族”的一系列匈奴人的刻畫總是以負而形象出現，很少被肯定和贊同，其形象的總體特徵表現爲狡詐兇殘、強悍野蠻，被中世紀以基督教爲中心的歐洲主體文化定義爲需要接受教化的“異教徒”。在歐洲人所構建的以“自我”爲中心視角的文學表現情境裏，匈奴人大多往往是災難的淵蔽、魔鬼的化身、罪惡的象徵、愚蠢野蠻與落後的代名詞，是缺少文明的化外異教徒。在信奉耶穌的歐洲白人世界裏，來自東方蒙古利亞人種的匈奴人是有別於基督信徒的異類，作爲“他者”的匈奴人極難獲得主流民族文化的認同。這一文學現象的產生有着深刻而複雜的社會歷史因素，反映了古代歐亞社會各民族之間在互相交往，彼此滲透過程中的歷史狀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定民族心理，同時也表明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所形成的特殊文化心理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令人信服地詮釋了文學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必然關聯。
匈奴是約公元前3世紀時興起於亞洲蒙古高原的一個遊牧部族，在不斷吸納或吞併周圍部族的基礎上迅速壯大，建立了遊牧民族的第一個草原奴隸制帝國，活躍於中亞蒙古大草原，成爲中國北方最大的遊牧部族之一。秦漢之際強大的匈奴帝國在使西域諸國臣服的同時，也對中原所建立的以農耕爲基礎的封建政權構成嚴重的邊境威脅。至少在中國的三國時代之前，這個崇武善戰的漠北大族便是中原封建政權的心腹大患。爲防禦匈奴的侵擾，從趙武靈王、秦始皇到漢武帝，直至漢元帝，採取了多種措施，傾全國之力，軟硬兼施，或和親通好，或通西域斷其右臂，或採取主動攻擊，深入大漠的連續而有利的攻擊。趙武靈王、秦皇漢武等人的偉大功績中至少有一項是持久而頑強地對匈奴的抵禦。中國文化中人們耳熟能詳的胡服騎射、萬里長城、昭君出塞都與匈奴有直接的關聯。
但是，由於內外交困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匈奴最終分裂爲南北兩部並在與中國封建王朝或戰或和了近千餘年後終於落敗，南匈奴逐漸消融於中華民族，而滯留中亞廣裹草原的北匈奴的一支部衆則經漫長的長途西遷，於公元1世紀末進入歐洲大陸。透過連年征戰，兵利馬疾的匈奴人很快在其首領阿提拉的率領下，建立起龐大的匈奴帝國。在此過程中，匈奴與中世紀歐洲大陸的各個部族之間的交往互通也成爲必然。其間既有和平相處的.友好往來，也有彼此的互相敵對，暴力劫掠，甚至侵略和征服。經常發生的武裝衝突和戰爭，都會造成各部族的巨大災難。這種動盪痛苦的生活際遇使中古時期的歐洲人極易在心目中將驍勇剽悍的匈奴人定格爲不義的侵略者和災難的來源，野蠻與強悍，甚至殘忍與暴虐成爲歐洲人對匈奴的集體解讀。這種心理模式外化於文學作品，匈奴就成爲固定的符號化象徵，是人們記憶中揮抹不去的兇暴的代名詞。同時由於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的絕對統治地位，幾乎全民信教的歐洲人自然將無明確宗教信仰傾向的匈奴人視爲非同類的“異教徒”，倍加排斥。
可以說，中古歐洲文學作品裏匈奴形象塑造所帶有負而性的主導觀念形成於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社會環境，折射出一種特定歷史情境下的文化心理模式。在中世紀歐洲社會以基督教信仰確認“自我”，排斥異教的基督化過程的文化氛圍中，歐洲文學對匈奴的文字展示大都立足於本土政治、歷史和文化的自我中心意識，都是以否定性描寫爲其主導傾向的，給歐洲各國帶來極大震撼的匈奴人成爲中世紀歐洲基督化進程中的異類民族，被視作極端兇惡的異教徒，是處於基督教文明世界之外的、被否認的“他者”。歐洲中古文學作品裏的匈奴形象體現了特定社會環境下歐洲主流意識形態對匈奴的理解和闡釋，包含着複雜的人文內涵，反映出歐羅巴大陸對來自遙遠東方的異教民族的社會文化心態。
在歷史的長河裏，匈奴這個起源於中國周代北方的馬背上的民族在逐水草而居的數百年的遊牧生活進程中曾建立過強大的草原帝國，縱橫馳騁於歐亞大陸，對這一廣闊地域的社會歷史產生過重大影響。但是他們在文學作品中的形象更多滲透裹挾了其他民族的歷史記憶和思想感情色彩，在比較文學形象學視野下，在一系列否定性詞語的描述中，匈奴人成爲歐洲中古文學裏的“他者”，記載了歐亞大陸曾經的歷史煙石，傳輸了一定歷史時期各民族與國家之間特有的社會文化心理，匈奴形象是亞歐大陸古代世界各民族間互通交往歷史的濃縮，見證了彼此在政治觀念、宗教信仰和文化心理之間的差異，承載着厚重的歷史人文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