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創立的仁學曾經在兩千年的儒教時期爲中華精神奠定了基礎和開闢了方向，今天在全球科技商業化時代重新闡釋仁學，亦應有可能爲人類文化的精神方向提供新的參照基礎。因爲仁學是
孔子思想中所謂“述而不作”和“集大成”，實爲春秋時代中華文化的經驗及其集體智慧結晶。孔子仁學爲一兼具認知、信仰和實踐的倫理學系統，其主要內容由孔子及其數代門人於先秦時代共同編撰而成，其實質影響則發生於秦帝國之後兩千年。所謂思想和制度乃孔子及其他先秦思想和其後中國文化歷史演變匯合而成的結果。因此，儒教、儒家或儒學乃是一種先秦思想和秦後歷史的綜合物，具有多個組成層次和方面，不能將其等同於孔子思想本身。現在我們用“仁學”一詞取代或對比於“儒學”，以嚴格區分先秦孔子思想和秦後儒家思想。這種區別意在辨析兩者在思想構成和作用方面的異同，而非特別有關於它們的形成歷史和作用歷史過程，儘管歷史因素與思想的構成關係密切。對於仁學一詞的歷代用法均包含着側重孔子精神的意思。譚嗣同在其《仁學》中已辨析了孔子和儒教的異同，但當時的學術思想條件並未能使其充分認知兩者之別；而康有爲的“孔教”構想則仍然是建立在傳統儒家和佛家的模糊知識論上的。清末民初諸君子確實都懷有強烈的仁學情懷，但新舊交替時期的主客觀條件尚不可能使他們對此重大課題做出符合時代要求的再認識。?
我們在此所用的仁學一詞專指孔子倫理學或孔孟倫理學之精華部分，其含義包括孔孟文字的原始構成、歷史作用和現代意義三大方面。爲了把握此三個方面，必須以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和新的歷史現實經驗認知爲探索根據。對於現代學術方法論而言，研究者也需要區分三個層次：古代傳統、現代科學傳統和當代跨學科方法論趨向。對於跨學科方法論而言，我們的倫理學研究首先強調的是解釋學和符號學的觀察角度和研究方向，用以擺脫各種中西傳統哲學的框架。我們在此提出的仁學倫理學模型是在人類知識總體範圍內重新設定的，雖然其和思想來源於中國歷史，但分析此歷史材料的方法則主要來自現代學術世界。現代歷史解釋學告訴我們，爲了把握古代材料的“真義”，必須充分依靠現代知識成果。這樣，遠如朱熹近如章太炎等大儒如復出，亦並不能爲古代思想研究提供更多的“詮釋”。胡適在其《史大綱》(上)中指出的舊籍解讀問題，至今仍然存在：“古書年代久遠，書中的字義古今不同。宋儒解書往往妄用己意，故常失古意。”(26)又言：“宋儒注重貫通，漢學家注重校勘訓估，但是宋儒不明校勘訓估之學(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故流於空疏，流於臆說。”(30)在稱讚清儒考據學之餘，胡適亦指出他們“不肯作貫通的功夫，故流於支離瑣碎”。胡適認爲待精通佛學理論的章太炎出，綜合字義和貫通的諸子學才被提出。(30)章太炎一方面對胡適等新派疑古論不予苟同，一方面承認經學與哲學關係甚小，並指出，“在太平安寧時治哲學的極少，隋唐統一天下後講哲理的只有和尚”(58)。但是，“義理”在此是不是可以歸結爲“佛理”和“哲理”呢？應當看到，民初以來學術思想先驅對中華思想史的反思工作所根據的“理論方法”尚屬常識層次，但他們對古代文典做了極其有益的初步整理和批評工作。一般來說，現代史學界的貢獻更具實質性，但是如古史辯一代文字考據學研究也並未達到有關歷史文字意義理解的解釋學研究的層次。一方面，他們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字義研究和義理研究之間類別異同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義理”之間的類別劃分問題。今天我們不可再像前人那樣拘守於傳統考據學模式來進行籠統的討論，實際上無論是“考據學”還是“義理學”等傳統學科門類，今天都必須納入人類的新學術框架內，重新加以分辨和定位。義理考據之爭及玄學史學之爭都是糾纏於古人學術分科不嚴而引至的結果，今天只能視其爲學術思想史上的重要階段性成就，而不應當視之爲我們今後相關探討的方法論“基”。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此處提出的歷史解釋學和倫理解釋學等研究角度和方法，卻特意要將(中國)“史學”和(西方)“理論”結合起來，雖然結合的立場和方法已與前人根本不同了。所謂古代思想的“復原”乃是一個現代思想和古代思想多方面互動的結果。但是，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有效地利用現代思想方法以深化我們對歷史思想的理解。現代孔學研究和儒學研究必然是一個在人類知識整體內加以綜合性處理的問題。我們在此提出的仁學分析即本此意。本書所說的仁學因此也兼指在現代社會、文化、歷史條件下對孔子仁學倫理學原型之時代意義提出的新解。“仁學”的現代解釋雖然是原始文字和後世知識思想之間的對話結果，但其後世歷代讀解和現代解釋都是以原始文字結構爲根基的。古典仁學和現代仁學的“深層意義結構”應該相同，兩者的表層話語形式及其讀解方式則會有較大的不同。本書既指出仁學原始文字深層意義結構的穩定性，又強調對其歷史讀解方式的多元性。?
五四運動以來，中外學者對中國傳統思想的評價不一，然而對孔子及其《論語》一書則多予以充份肯定。這一現象足以表明孔子思想超越時空的普遍可接受性。其原因正在於孔子思想本身的.人性論立場和其跨文化的廣泛可結合性(可對話性)。因此孔子倫理學和中國儒家傳統思想不可等同視之。孔子思想的人類普適性恰緣於其具有超越中華文化傳統的內在的人本主義潛力。其實，也只有在今天術條件下我們才能認識到孔子思想的世界意義，即孔子思想可超越中華歷史經驗而表現出一種人類歷史生存中普遍涵有的內在倫理精神傾向。本書企圖在現代社會、文化、學術整體中探索和重構仁學中的一切有效因素，以便在此基礎上進而研究孔子仁學在現代社會文化中應有的地位和可能的作用。“新仁學”的產生不是將現成的中華文化傳統人爲地投射於世界，而是將再整理之後的中華倫理文化傳統有機地融入於世界，以使其積極參與全人類普遍倫理文化的重建。因此我們的仁學“解釋學”不只是研究中華文化學術的結果，而且是研究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文化學術的結果。進而言之，也只有在充分把握了現代文化學術之後，纔有可能對仁學傳統進行有效的再理解。在此意義上，傳統仁學的現代解讀工作(仁學解釋學)是有關古典仁學現代化和世界化的一種企圖，是促進古典仁學和現代學術世界思想互動的一種設想。仁學的現代再理解將是中國傳統思想在人類生存基本方向上對新時代和新世界的認知和信仰活動進行積極參與和創造的契機，其精髓將主要表現於人本主義倫理學和理性主義人兩大方面。前者將爲世界人本主義倫理學提供更合理、更可行的理論指引，後者將爲有待更新的世界人文科學提供更合理的研究態度和倫理實踐精神方向；前者使其對峙於各種超越性信仰文化，後者使其對峙於人文學術商業化的世界總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