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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聞評論進行的重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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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新聞評論的特點需要根據發展了的新聞評論實踐進行重新認識。把新聞性、政治性和指導性作爲新聞評論的特點是不合適的。新聞評論有五大特點:以新聞事實爲依託、時效性、思想性、論理性和大衆性。

對新聞評論進行的重新審視

【關鍵詞】新聞事實;時效性;思想性;論理性;大衆性

究竟什麼是新聞評論新聞評論具有什麼樣的特點對它的認識直接關乎新聞評論的發展,但是,學界對此問題仍然停留在80年代中期的認識水平上,未能根據新聞評論實踐的要求進行更爲科學的概括,以致形成了對新聞評論實踐的阻礙。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新聞評論的特點進行重新審視。

中國大陸對新聞評論的特點進行認真探討,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的。筆者所能查到的最早的概括,出現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範榮康先生登載於《新聞戰線》1984年第3期的《新聞評論的一般特徵》一文中。在此文中,範先生這樣界定:“新聞評論是就當天或者最近報道的具有新聞價值的事情和問題,所發表的政治性的,面向廣大讀者羣衆的評論。”後來,在其專著《新聞評論學》中,範先生進一步明確界定:“新聞評論是一種具有新聞性、政治性和羣衆性等顯著特徵的評論文章。”“新聞評論是就當天或最近報道的新聞,或者雖未見諸報端但確有新聞意義的事實,所發表的具有政治傾向的,以廣大讀者爲對象的評論文章,離開了新聞性、政治性和羣衆性,都不成其爲新聞評論。”①

後來,範先生概括的“三性”成爲一種比較公認的經典認識。

在丁法章先生主編的教材中,曾提到“指導性”,不過沒有專門列出來作爲新聞評論的特點:新聞評論“是就當前具有普遍意義的新聞事實和重大問題發議論、講道理,有着鮮明針對性和指導性的一種政論文體,是所有新聞傳播工具的各種形式評論的總稱,屬於論說文的範疇”。②後來,吳庚辰先生在其2001年出版的《新聞評論學通論》一書中,在原有的“三性”的基礎上,又加上了“指導性”,成爲“四性”。③

隨着廣播電視新聞評論的崛起,新聞評論研究的重點轉向廣播電視新聞評論。於是,對新聞評論特性的認識不再爲人們所關注,所以,後來出版的一些廣播電視新聞評論著作中,大都沿用“三性”來概括新聞評論的特性。

“三性”是80年代人們對於當時的新聞評論實踐的總結,應該說,這一概括,對於新聞評論學科的建設起了極爲重要的作用。我國大陸的新聞評論學正是在80年代中期建立並迅速發展起來的。但是,80年代至今,是我國經濟文化發展最快的時期,新聞實踐迅速發展,新聞改革不斷深入,人們的新聞觀念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看起來,“三性”的侷限性已經充分暴露出來。

我們先來考察一下“新聞性”。從上舉定義來看,論者們所講的新聞性實際上就是指新聞評論的對象是新聞事實。不過,因爲它的對象是新聞事實,就說它具有新聞性,這是不恰當的。我們從來沒聽人講過體育評論具有體育性,經濟評論具有經濟性,文學評論具有文學性。

我們說新聞性時,一般指的是新聞本身的特性。新聞性起碼包括了真實性、新鮮性、客觀性、時效性等特性。在新聞評論中,我們當然要求新聞評論的對象——新聞事實要真實。但是,這裏要明確的責任是,事實的真實與否是新聞報道的問題,而不是新聞評論的問題。我們也要求新聞要具有新鮮性,要求事件必須是新近發生的,或者雖不是新近發生,但別人從未報道過。但新鮮性仍然是新聞報道者的問題。例如,一個記者報道了一則真實性不足、新鮮性不夠的事件,而評論者迅速給這則報道加了個評論,此時我們只能說問題出在記者身上,不能說出在評論者身上。

不管報道是真是假,它都與評論者無涉。評論者只對自己的觀點和論證過程負責,不對新聞的真實性負責。覈實新聞的真實性,是記者的任務,抓取新鮮的事件也是記者的任務。評論者沒有時間、沒有責任、也沒有辦法去對新聞再進一步覈實。他將視報道出來的新聞爲已經證明是真實的新聞。當然,如果一則新聞並未見諸報道,是評論者將它加以陳述,然後做出評論,此時,覈實新聞真實性的責任當然在評論者。但是,這是評論者作爲一個記者的責任,或者說,是他所兼的記者的身份的要求,而不是作爲評論者身份的要求。我們在談論評論者時,當然不能把這一責任交給他。

如果硬要說新聞評論具有真實性,那麼,這種真實性只是評論者意見的真實性,即評論者說的'是自己內心所想的,而不是心中一套,文章中一套,說些違心話。但這樣的真實性其實說的是真誠性,與新聞的真實性根本不相干。

至於說客觀性,若要加到新聞評論頭上,那就更荒唐了。新聞評論發表的就是主觀的意見,如果要客觀化,就沒有新聞評論了。

只有時效性是報道者要注意,評論者也要注意的問題。但是,這裏所說的時效性與新聞報道的時效性是不同的。新聞報道的時效性指的是記者要把新聞及時地加以報道,而新聞評論的時效性指的卻是新聞報道與新聞評論之間的時差要校二者的時差越小,新聞評論的時效性越強。如果記者報道得很真實,很新鮮及時,但評論卻很長一段時間才搞出來,那麼問題就在評論者身上。一篇新聞評論,如果不注重時效性,發表出來已成爲對舊聞的評論,就起不到它應有的作用,失去了新聞評論的意義。事實上,隨着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新聞評論與新聞報道之間的時差已經變得越來越小,甚至在電視新聞評論中,往往是一邊報道,一邊評論,許多時候,評論的“及時性”變成了“即時性”,同步評論在新聞評論中所佔有的百分比越來越大。

即便是新聞評論與新聞報道之間的時差問題,也不僅僅是評論者的問題,時差的大小與媒介的特性、與編輯的過程都緊相關聯。比如,互聯網上的新聞評論時效性就要強得多,因爲互聯網具有即時互動性。再如,一篇新聞評論投到報社後,可能因爲編輯的疏忽、送審過程的漫長等原因而使其時效性弱化。

新聞評論的特點要求作者創作要快,媒體處理要快,否則就成了明日黃花。

總之,新聞評論講求時效性,而這裏的時效性又不是新聞性中的時效性。所以,說新聞評論具有新聞性是不能成立的。

至於政治性,它無疑是構成新聞評論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因很簡單,新聞評論作爲意識形態中的特殊部分,它帶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代表着一定階級、階層或民族、集團的利益。新聞評論工作者時時刻刻要講政治,要注意自己的新聞評論對社會可能產生的正負面影響,要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注意維護人民的利益,正確地去引導大衆的輿論。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新聞評論就是政治性評論,僅僅是就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或當前具體的政治活動作出評論;而是隻要是有價值的新聞事實都可以做出評論。新聞評論也不一定是從政治角度所做的評論,不管從什麼角度,只要它是對新聞事實的評判,它就構成新聞評論。黨報和市級以上電臺、電視臺作爲黨的機要,作爲各級黨組織和政府聯繫羣衆的橋樑,要宣傳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解釋政府的法律法令,積極反映羣衆的政治要求,政治性要更強一些。但即使是作爲黨和政府機要的輿論工具,也會發表一些政治性較弱,甚至看不出有政治性的新聞評論。比如第三屆全國優秀廣播評論《致富路上說養豬》:

農民朋友!今年上半年,咱縣生豬存欄數比頭年下降不少。原因是一些農民覺得眼下來錢的道有的是,養豬是零錢湊整錢,沒帳算。說起來,這話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大凡出手一頭豬,總得個一年半載的功夫,少說也得用四、五百斤苞米,確實是零錢湊整錢。可話又說回來,零錢也是不能小看的,零錢能堆金山。這個理兒過去咱都經着過,不少人不就是靠養豬的零錢湊成的整錢娶了媳婦,渡過難關了嗎今天,咱們走上了致富路,也有養豬的一份功勞……

像這樣的優秀評論,政治性在哪裏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我們可以推論說農民聽了評論後多養豬,市場豬肉供應就不會緊張,便於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搞好經濟建設,就是當前最大的政治。不過,這已超出了狹義的政治性評論的含義。現今出現的一些專業性媒體、商業娛樂性媒體中,更是大量地出現了非政治性評論。當然,商業娛樂性媒體、專業性媒體中的新聞評論工作者也要講政治,也要注意政策界限,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在黨紀國法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規範內發言。他們也要積極地爲推進社會進步、國家安定作出貢獻,但要每篇新聞評論都帶上明顯的政治性卻有點苛求。事實上,有一部分新聞評論屬於政論,還有一部分則不屬於政論。同樣,有的政論屬於新聞評論,有的政論則不屬於新聞評論,新聞評論和政論屬於有交叉的兩個概念,在定義中強調政治性特點很容易讓人把新聞評論與政論混同。

事實上,現代的新聞評論已經開始把目光投向了現實生活的各個領域,如財經走勢、證券風潮、影視動態、體壇風雲、家教天地、追星族、婚外戀、保健經等等,有什麼樣的新聞焦點,就有與之相隨的新聞評論,幾乎無所不評,無所不論。

之所以有人會把“政論文體”作爲新聞評論的屬概念,這既與我國的新聞評論文體沿革有關係,也與社會形勢不可分離。就文體沿革說,我們國家有着悠久的政論傳統,先秦諸子的著作中,有不少政論名篇,後來歷朝歷代,人們都把文章作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諸如李斯的《諫逐客書》、賈誼的《過秦論》、柳宗元的《封建論》、蘇洵的《六國論》等,都成爲後人文章的規範。在中國報刊發展最爲重要的一個階段——19世紀末時,宣傳變法維新又成爲報紙的一個重要任務,以至於在那個時代發展起來的報刊政論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政論傳統。新中國成立後,我們一度又在強調階級鬥爭,新聞評論成了階級鬥爭的工具。在這樣的氛圍中,人們很少想到新聞評論與政論的區別。

羣衆性是新聞評論的大衆傳播特性決定的。新聞評論之所以要把它作爲一個特點提出,不僅僅是因爲相對於新聞來說,評論是講道理、發議論,如果不注意羣衆性,就會使人們看不懂,不願看,不願參與;它還包括了新聞評論的內容與羣衆的相關性、羣衆對於新聞評論的介入性等方面。

把“指導性”作爲新聞評論的一個特點也不適合今天的情況。它帶有時代印記,是在傳統的新聞評論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過去,人們看社論,要把它當作黨中央精神的傳達,用以指導工作。那時的新聞評論都是指導性,但如今的新聞評論已經逐漸跳出了傳統的樊籬,人們已經基本上達成一種共識,即新聞評論最終要靠從思想上說服讀者而發揮作用,評論是說服人的藝術。即使是最重要的新聞評論,包括黨的機關報代表同級黨委發言的社論,也是新聞評論,不能同黨和政府的決議、檔案等同起來。如今,還出現了許多個人專欄評論、羣衆評論,這些都難以說是指導性評論,更多是屬於引導性評論。它們並不以權威身份發言,而是靠其評論的見地而建立起權威。“指導性”的背後隱藏着一個對接受者指手劃腳的人,一個高踞於羣衆之上發號施令的人。如今,觀念大解放,面對同一個新聞事實,人們會發表各自的觀點,羣衆是在對這些觀點的權衡中實現自己的認同的,或者說,真理是在觀點的碰撞中顯示自身的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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