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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蘇軾貶謫儋州時期的散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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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蘇軾 儋州 散文

議蘇軾貶謫儋州時期的散文創作

論文摘 要:貶謫儋州是蘇軾人生的低谷期,但樂觀曠達的蘇軾不僅以寬敞的胸懷直視生活,而且採取各種方法豐富充實生活。在他的筆下,儋州的風土人情也呈現出別樣的異彩。

??紹聖四年四月十七日,蘇軾被責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同年七月二日,蘇軾與幼子過到達昌化軍貶所,即今海南省儋州市。元符三年二月,因徽宗登基,恩移廉州安置。四月,因生皇子恩,詔授舒州團練副使。六月二十日,蘇軾渡海離開海南島。至此,他在儋州生活了將近三年。蘇軾貶謫儋州的文(不含書信),據《蘇軾年譜》統計共有93篇,其中91篇《蘇軾文集》有收,餘下2篇《晚香堂蘇帖》有增補。
  ?與惠州之文相比,儋州之文不但在體裁上有明顯變化,內容上也有很大不同。就體裁言,賦體惠州時沒有,此時則有6篇;史評,惠州時僅有1篇,此時期則有19篇之多。就內容言,最大的不同隨體裁變化而來,即史評性文字大量增加,構成了儋州之文的一道亮色。
  ?儋州之文體裁和內容上的變化,無疑與蘇軾這次海南之貶有莫大關係。這次貶謫,是蘇軾人生三貶中最嚴重的,也是同時被貶的元祐黨人中最悲慘的。雖然在被貶惠州時,蘇軾已經能夠用一種從容曠達的心態去面對人生的苦難,但是再次遭逢被貶,而且是貶往國土的最南端,這給蘇軾的心靈依然帶來了不小的震驚和傷痛。他在《到昌化軍謝表》中說:“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仰於海外,寧許生還。”其生還無望、悲觀欲絕,比惠州時要真切的多。
  ?謫居海南時,蘇軾已經62歲,身邊只有蘇過一人。生活上又是一派慘淡景象:“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在這種情況下,怎樣對待未來的生活,如何把握剩餘的生命,是垂暮之年的蘇軾唯一能做的事情。而東坡之爲東坡,給予後人的最深刻印象,也在於此。即便生命所剩無幾,即便命運把他逼到角落,他依然能夠以積極樂觀的心態面對生活。他在《書海南風土》中說:
  ?嶺南天氣卑溼,地氣蒸溽,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
  ?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
  ?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
  雖然嶺南的環境惡劣,然八九十歲的高齡老人比比皆是。這一現象增強了蘇軾的繼續生活的信心。既然他們能夠適應這個環境,我爲什麼不能?他的這一想法,也打破了瘴癘之地折損性命的世俗觀念。
  ?蘇軾不僅以寬敞的胸懷直視生活,同時也採取各種方法豐富充實生活。首先,以品評的方式對待極度匱乏平淡的食物。如《書龜息法示過》、《老饕賦》、《黍麥說》、《菜羹賦》等。《菜羹賦敘》雲:“東坡先生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煮蔓菁蘆菔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享,乃爲之賦。”在現有的極端困苦的生活條件下,以新的烹飪方法使食物適口,無疑給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幾分色彩。其次,利用當地條件廣採藥物,也是蘇軾儋州生活的.一部分。《海漆錄》、《辯漆葉青粘散方》、《蒼耳錄》、《四神丹說》、《益智錄》等短記都是蘇軾居儋時研究和服食藥物的真實記錄。最後,著書立說也是蘇軾居儋生活的重要部分,從《題所作書易傳論語說》來看,蘇軾在謫居儋州時,先後完成了《書傳》、《易傳》和《論語說》。此外,他還撰寫了一批系統性的史評,這也是儋州之文變化最明顯的一部分。據《邵氏聞見後錄》載:“蘇叔黨爲葉少蘊言,東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1《蘇軾文集》卷五就是這13篇的內容。其中《論范蠡》、《論伍子胥》乃一分爲二所致,加上卷四之《宋襄公論》和《士燮論》,共有16篇。
  ?蘇軾的這16篇史評,常常是以歷史人物或具體的歷史事件爲評論對象,如《論武王》、《論管仲》、《論孔子》、《論范蠡》、《論周東遷》等。針對這些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蘇軾往往提出一些個人的獨到新穎的觀點,而不盲從於傳統的抽象的道德標準。比如《論武王》中反對孟子企圖掩蓋武王弒君的說法,認爲“武王非聖人”。歷史上,武王滅商之後,封紂子武庚祿父於殷,又讓他的弟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蘇軾認爲:“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2”也就是說,武王將武庚置於一個兩難的境地。一方面,武王葬送了武庚的父親商紂王的性命,另一方面,武庚作爲一個臣子,又不得不臣服於武王。那麼,武庚只有兩種選擇,要不作亂背叛,要不就像楚令尹子南之子那樣選擇自盡。這樣,蘇軾就從倫理道德方面揭示了武庚叛亂與武王滅商的必然聯繫。
  ?不僅如此,蘇軾還認爲商紂王雖無道,雖可殺,但武王並沒有“代商而立”的必要。對待商紂王這樣的昏君,首先應該讓他“以考終,或死於亂”,甚至可以勸他改過,“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以兵取之,放之,殺之,都是不可取的。聖人的做法應當是:“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這就打破了儒家傳統中的那種道德解讀,並不認爲“武王伐紂乃解黎民百姓於倒懸”的正義之舉,反倒是還原了武王弒君的真實面目。
  ?接下來,蘇軾又說明了武王爲什麼要封武庚於殷,而沒有像對待商紂王那樣直接取其性命。蘇軾認爲,“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也就是說,武王之所以要封武庚於殷,目的在於安撫諸侯,以確保自己君主之位的穩定性。《論武王》這篇史論不僅觀點鮮明,論證邏輯也十分有條理,而且這種對歷史的認識因爲剝離了儒家道德的面紗,顯得更接近於歷史真實。
  ?其他的幾篇史論,同樣也十分精彩。例如《論始皇漢宣李斯》中論秦亡之由,說蒙毅、李斯、趙高、胡亥一起隨秦始皇出巡,途中秦始皇生病了,派蒙毅去祭祀山川,蒙毅尚未歸還時,秦始皇就駕崩了。李斯、趙高就矯詔立了胡亥。而當時蒙恬、扶蘇都掌握着秦朝的主力軍隊,本有力量與胡亥、趙高抗衡,但卻接受了假傳的詔命,最終招致殺身之禍。這是爲什麼呢?蘇軾認爲是秦法歷來嚴酷,“令行禁止”已成風俗的緣故。又如《論周東遷》認爲“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因爲周朝建國的根基在西安,遷至洛陽,就好像賣掉了自己的田宅,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總而言之,蘇軾的史論文,往往能夠透過一些偶然的歷史事件,抓住一些必然的因素,比純粹的論理說教,更具說服力。
  ?除了上述幾個方面,蘇軾儋州之文中關於儋州風土人情的描寫也頗有意思。他看到當地人民“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以巫爲醫,以牛爲藥”(《書柳子厚牛賦後》)的落後狀態,深感這樣下去,既不能治病,又影響生產。於是他就寫了《書柳子厚牛賦後》給瓊州僧道贇,希望他規勸當地父老,改變這種迷信鬼神的不良習俗。當時儋州還保留着母系氏族社會的某些跡象:“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戶女出入”(《書杜子美詩》),即男子管家務,女子外出謀生。對於這種習俗,蘇軾也常常勸導當地百姓,希望得到改變。
  ?綜觀蘇軾儋州之文,很難用幾句話概括它的內容或特色,其體裁之繁複,可謂“文備衆體”。題材之廣,與黃州、惠州相比又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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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1][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中華書局,1982年。
  ?[2][元]脫脫等撰,《宋史》,中華書局,1983年。
  ?[3][宋]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錄》,中華書局,1983年。
  ?[4][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
  ?[5]孔凡禮撰,《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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