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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政治以倫理化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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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政治以倫理化解釋
儒家思想是建構倫理政治的思想。這一思想由早期儒家奠定方向,其中,孔孟貢獻最大。孔子爲倫理政治的理論建構打了樁、奠了基。但是,他所提供的觀念與見解,還需要解釋。整全地看,倫理政治還只限於“爲政以德”的籠統敘述上。分別地看,倫理一端的根據問題尚欠說明,以致倫理功能的顯現流於結果化(即以結果證其有效,但原因隱而不彰);政治一端還囿於對禮制權威的重建,新的權力觀與利益分配機制尚得進一步推敲。作爲處在倫理政治理論預製者起點上的孔子,他也只能以這種概觀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政治文化理念。但下延及孟子,則非得以對孔子的突破,才能推進孔子事業。突破口有三:整全的、倫理的、政治的。孟子以倫理致思率其先,將政治融於其中,從而給政治以倫理化解釋,鮮明地凸現出倫理政治中倫理的地位與作用。孟子之採取這一進路,使其顯出與孔子周全地處理與政治關係不同,顯得清峻偉岸,是時代氛圍使然。一方面,從孟子所據的戰國時代的歷史氛圍而言,“天下無道”的狀況進一步加劇,政治的治理已成爲一時難以達到的目標。因而,從心性內在用功以校正人心,顯得更爲基礎和根本。這使孟子從孔子的內(心)外(禮)兼治的立場退卻,轉而爲以內(心性)治外(政治)的思路。另一方面,孟子時代的思想氛圍也有了很大變化,諸子蜂起,思想流派的彼此攻訐相當厲害,思想資源的良性互借已不可能。在孟子,一者務必踐楊墨、斥無君無父之論,以確保儒家立於宗法根基之上的倫理政治論說;二者務必駁告子,以求爲外在的政治治理尋求更可靠的倫理基礎;三者還必須拒斥法家的功利化立場和農家的返樸主張,從而確認儒家的以義統利和社會分工合作主張。這促使孟子採取了以心性一智慧統納政治的思維進路。如論者指出的,“孔子整個是圓形,孟子整個是方形。……他所以如此,就因爲他要反顯一個主體,他要把盡物力的時代風氣壓下去。這裏有一個破裂的對反。此時,若不作鄉愿,便不可隨便講圓和。”(牟宗三:歷史哲學),學生書局1988年版,第120頁。)孟子以良心說人、以性善論政,用心性之善爲中介打通倫理與政治關隘,從而,成功地凸顯了孔子所述倫理政治的崇高一面。

(一)心性之學:將人的抉擇安置於可靠的倫理基石上

人是複雜的存在。除開其生理意義層面對人活動的先天限制,而使其具有不可克服的動物性以外,人還受一系列社會條件的影響與支配。現代社會科學揭示,人在社會集羣中生活。作爲單獨的個體,他有自己不同於他人的個性、心理、愛好、志趣、經歷、出身背景。同時,作爲合羣的人,他的言行抉擇,又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響。在這種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中,人要始終保持其智性和善心,成爲一個高尚的人,是不太容易的。因而現代道德哲學在頌揚人的優秀品性之時,存在哲學卻揭示了“他人就是地獄”①的可怕情形。以致於人們都同意,人,“一半是上帝,一半是魔鬼”。可以說,人的這種現代處境,不過是其古典格局演化的結果而已。但是,對人的這種現代結論。孟子一定會大不以爲然。確實,人有其侷限(如因“放心’而引起的矇蔽與錯失),但根性上的善卻可以將之校正、收拾,使人的行動始終圍繞善的主軸而展開。

孟子的這種見解,有其認定的有力根據:人都有一顆活潑潑的良心,這顆良心是其爲善抑惡的根據所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引、醜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顆不忍人之心,是一顆在倫理的行爲抉擇之極端情形下,都必然地、無條件發揮作用的善心。對此,孟子有一情景性極強的解釋。他講,“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側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幹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同上)。這一解釋透露出孟子對“不忍人之心”的三種規定性:其一,“不忍人之心”是先天具有的。因此,它一方面是人人都擁有的,而不是部分人,尤其是部分優異人士所擁有的;另一方面,它是人的一種本質規定性,是劃分入與非人的界域與標準。其二,“不忍入之心”是非功利的。一者它與個人的情感反應、心理安適廣惡其聲”)無關;二者它與結交更多的社會關係(“內交於孺子之父母”)無關;三者它與獲得普遍的讚譽也無關(“譽於鄉黨朋友”)。因此,它是純粹的倫理之善。其三,“不忍人之心”是一顆在面臨非此即彼、非善即惡的危機處境中,人的行爲抉擇所必然受其支配的良善之心。只要一處此境、一觸此情,它就會發動起來。而無需入的苦思冥想,也無需人的艱辛求索、反覆比較。由此可見,人之爲善,是一種先天規定性所註定了的。每一個人出生下來,就具有了這種倫理善的“種子”(孟子所謂“端”)。對此,孟子沿着兩條線索繼續論證,首先確認善心人皆有之,人皆有之善心又表現爲四種倫理善的形式,“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釺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其次,在確認“人皆有之”肋先驗性存在基礎上,再將善的源起與擴展歸諸於“我”,使“不忍人之心”的外在顯現與功能拓展得到進一步的必然性確證,“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尤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