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的尊孔讀經敗壞了中國入的漢語漢文;孔丘惟一隻重禮樂身份的“正名”，而無語文的正名;孔孟的“人性本善”顛倒混淆了漢語漢文的邏輯結構和程序;“三畏”的孔儒意識凍結了漢語漢文發展的自由開放的一切的可能性;漢語概念沒有定義;漢文句子沒有標點;全部的漢語漢文沒有語法和文法;中國人的全部的言、行、思喪失了自然的邏輯;解決的惟一辦法是逐漸地廢除孔儒對漢語漢文的歷史影響。
中國人的語言、文字主要是漢語、漢文，基本上是在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意識的支配之下逐漸地積累形成的。因此，漢語中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不同類型的詞彙的使用，全都深深地積累和浸染了儒家文人思維的習慣。
非常明顯，漢語中的詞彙，全都缺乏精確的定義。這是因爲，孔丘所謂的“正名”，完全指的是人們的身份遵照禮樂的嚴格的規定性，例如諸侯的禮儀絕對不能僭越天子，大夫的禮儀絕對不能僭越諸侯等。總之，人們必須嚴格地遵守禮樂對於各色人等的安排。說白了，孔丘的“正名”完全與定義語言之中的詞彙的內涵無關。正是因此，孔丘在《論語》之中所說到的任何一個名詞，都沒有精確規定的“定義”。孔丘的這種完全隨意使用語言的習慣，事實上是把“定義”的責任賦予了傳統的慣性，誠如孔丘自己所言：“述而不作，敏而好古。”正是這種“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的說法，徹底埋葬了中國人的語言和語文中名詞的精確性、動詞的準確性和形容詞的明確性。今天的中國人認識到了這一點嗎?根本就沒有認識到，有些中國人還在繼續荒唐地崇拜孔丘，把他當作中國人永遠的楷模。
關於這一點，老子在《道德經》中的做法完全不同。老子非常重視“道”和“德”等重要概念名詞的“定義”。除了老子之外，墨子也有這種良好的.習慣，然而自從孔丘以來的儒家文人們則全然沒有給名詞以一個精確定義的習慣。孔儒們的這種完全按照傳統運用語言、文字的極壞的惡習深深地影響到了後來兩千多年以來的整個漢語的習慣，這種極壞的習慣一直沿襲到了今天。造成的後果，即是中國人的語言中的任何名詞(動詞、形容詞等)概念的幾乎絕對的模糊性。如此語言的模糊性再加上漢字本身的一字多義、一音多義，這使得整個漢語的精確性沒有了。不僅名詞模糊，動詞、形容詞、副詞、感嘆詞等同樣模糊，說白了，是整個漢語的模糊。這樣的例子實在是舉不勝舉。不要說其他，《論語》之中最重要的“仁”、“義”二字就缺乏精確的定義。說到頭來，除非有實物的名詞比較準確之外，其他所有稍稍抽象一點的概念，就全都只能模糊、混沌了。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身就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自我調侃。說到最後，漢語事實上嚴重地缺乏精確地描述抽象事物的能力。中國人不能興起近現代人類的自然科學，漢語的缺乏抽象地描述事物的能力，就是第一道最難過的坎。
其次，中國人把許多語言中重要概念的邏輯結構、邏輯程序完全地弄顛倒了。造成這種毛病的根源還是在於孔孟的儒家。一方面孔丘以“禮樂”爲本，另一方面，孟軻以“善”爲本(即所謂“人性本善”)，孔、孟二位相繼把理應屬於相對範疇的東西視爲“本”，以致從一開始，中國人就喪失了“真”(存在)的真“本”。千萬不要小看了這一點。“本”錯了，即是思維的“出發點”錯了，所以後來的“過程”和“末”，也跟着全都錯了。一方面邏輯的結構錯了，正確的邏輯結構應該是“真—善—美”，而孔孟的邏輯結構只有“善—美”，喪失了“真”;其次邏輯的順序也錯了，以“禮樂”和“善”爲“本”的孔丘和孟軻，全都從相對的“善”出發而向作爲絕對的、本的，存在的事物進行推論。這等於說從相對範疇的事物出發向絕對範疇的事物進行推論，如此推論的結果絕對只能是極端的錯誤。例如孔丘把“禮樂”當作人存在的根據(本)，孟軻則把人心的“善”當作事物存在的根據(本)，顯然，以這兩種根據所做出來的推論都將是不可能獲得正確結論的錯誤的推論。
第三，孔丘及其儒家，無視語言的語法，無視行爲的規律，無視思維的邏輯。他們惟一隻關心“禮樂”，永遠都只從相對的經驗、日用的人爲規定的禮樂出發，一味只維護統治者們的尊尊、長長的位置的穩固。爲此，他們不惜讓王侯一家的“血統”永遠地凌駕所有的人。爲了做到這一點，他們寧可提出“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的徹底反動的“原則”，因此把他們的反自然、反社會、反智慧、反真理、反規律、反邏輯的反文化和反文明的活動貫穿到了中國人的幾乎全部的歷史之中，而首當其衝受到影響和浸染的正是中國人的語言和語文。
可以斷言，中國人兩千多年來完全不知精神自由的價值和權利爲何物，更以不自由爲“天經地義”，這種情形，事實上等於埋葬了中國人的一切文化和文明的努力，乃至希望。中國人的歷史爲什麼在兩千多年來的漫長的時間裏居然難有絲毫的進步和發展，這正是全部問題的最關鍵的根源。
孔儒們徹底塑造了歷代中國人的語言和文字，以致中國人的語言，永遠都不可能形成和產生語法，而只能一味因襲復古;中困人的語句也從來就不需要標點，中國人的閱讀如同猜謎，永遠神情惶惑;中國人的思維也就不需要邏輯，全是天馬行空，任情所至，中國人的思維，實際上是徹頭徹尾的情緒性的思維，誠如孔丘所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種由“詩”到“禮”到“樂”的思維，確確實實是人類之中典型的情緒性思維。長期以來中國人沒有理性，卻非常具有情緒性發泄的淵源，這一切正是來自孔丘及其儒家意識形態的長期以來的影響和浸染。
一個民族的語言和語文完蛋了，他們的文化和文明就不能不完蛋。兩千多年來的中國人的歷史，正就是在這種語言和文字的非常不利的環境之中走過來的。近代中圈人的語言和文字的環境受到大量西方文化的衝擊的影響，大量西方化的語詞和語句幾乎完全取代了過去孔儒的語言和文字的系統，大量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邏輯語言的程序也同樣幾乎完全取代了孔儒的無邏輯的語言習慣，西方文化也給中國人帶來了嚮往精神自由的希望。可以說，經過了一百多年的西方文化的侵入和廣泛的傳播，中國人的語言和語文的孔儒外表的形式以及其實行的程序過程，幾乎全被顛覆了。但是，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的孔儒的心理的、精神的歷史慣性，依然在頑同地堅守着。孔儒的反動的有害的(反自然、反社會、反智慧、反文化、反文明、反邏輯)歷史痼疾，仍舊在大量中國人的內心深處潛伏着、深藏着，仍舊有可能在適當的時機爆發出來。最近幾年，在中國大量冒出來的“尊孔讀經”、“大辦國學”，要求青少年讀“三字經”、“弟子規”等，洶涌澎湃，大有向陳舊的有毒的語言和文字迴歸的惡兆。
要想推進中國人現代的文明，首先即必須跨越具有嚴重的邏輯通病的陳舊的漢語和文字的歷史大坎。這個歷史的大坎已經阻礙了近現代科學在中國的發生，同樣也正在阻礙現當代社會科學及其文明在中國的順利的通行。爲了中華民族的文明和幸福，中國人在當代最重要的歷史使命，即是必須徹底地清算孔丘及其儒家對於全體中國人的思想意識的深刻而潛在的影響，這個影響首先即是發生在中國人的語言和文字之中。清除中國語言和文字之中的大最孔儒的垃圾，正是建立起偉大的現代中華文明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