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聊齋志異》是中國第一部聞言短篇小說集，科舉制度自隋唐建立以來，在社會歷史的發展中曾發揮過積極的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隨着封建社會的沒落，科舉制度也日益腐朽，日益成爲阻礙思想文化進步，毒害知識分子，腐蝕社會風氣的癰疽.本文透過對其中的科舉制度的受害者們進行了分析研究，可以瞭解作者蒲松林作爲科舉制度的受害者的一些感受。
關鍵詞：科舉制服；受害形象；《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中的人物形象最爲人們所熟知的是一系列千姿百態、個性鮮明、兼具形象美和心裏美的女性，其實書中受到關注較少的龐大的書生羣體其實也毫不遜色，與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相映成輝。更重要的是這些讀書應試的男子身上滲透着更多的作者情感，反映着作者大半生的辛酸經歷。在他們身上，常常能看到蒲松齡自己的影子。作者透過這些形象的描繪，澆自己心中的塊壘，發抒自己內心的孤憤寄託自己的理想抱負與苦悶情懷。同時也反應出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聲。
科舉制度發展至明清時期已成爲統治者選拔人才的最主要手段，普通讀書人要想入仕做官，就非走這條路不可，不得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讀書和應試上。《聊齋志異》中的書生們也是如此。他們幾乎都或明或暗與科舉有關，他們的日常生活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科舉的影響，甚至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建立，也與科舉有着密不可分的關聯。
《聊齋志異》中的許多書生都抱着“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夢想去參加科舉考試。但是相對於龐大的應考人羣，得志者只能是極小的一部分。而在別無它途的情況下，讀書人不得不抱着相同或相似的心態共同擠上這條折桂之路，猶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一般。衆多的書生爲此一生努力，頭懸樑、錐刺股，埋頭讀書，皓首窮經，然而能越過龍門名列仕林而顯身揚名者畢竟寥寥無幾，更多的則成了久困場屋的'悲劇角色。更有甚者，一些人耗盡平身精力，老死牘下而不知悔悟，而最終成了科舉制度下的犧牲品。
《聊齋志異》中這類形象時常可見，葉生本是淮陽才子，“文章辭賦冠絕當時”，可惜“所遇不偶，困於場屋”，好不容易碰到一個知音縣太爺丁乘鶴，替他“遊揚於學使”，得在科試中“領冠軍”。鄉闈後，丁“索文讀之，擊節稱歎”，以爲必中。結果卻依然鎩羽，葉生“嗒喪而歸，愧負知己，形銷骨立，癡若木偶”，心中鬱結，無法排解，竟齎恨以歿。死爲魂魄，還念念不忘科場，在陰間入北闈，竟領鄉薦，等“榮”歸故里時，發現自己依然是“家貧子幼”，且“靈柩儼然”於是萬念俱灰，“撲地而滅”。其遭際之悽慘，對功名之留戀，使人不能卒讀。蒲松齡有感於此，悲憤之情溢於言表，不能自已“嗟乎，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蹤落落，對影長愁;傲骨嶙嶙，搔頭自愛，……頻居康了之中，則鬚髮之條條可醜;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爾;顛倒逸羣之物，伯樂伊誰?”像葉生這樣癡心科舉之人，在那個時代何止一二。興於唐(《三生》)與考官湖南某三世不解冤仇，世世爲敵，不管爲人爲犬。俞士忱(《素秋》)、宋生(《司文郎》、於去惡(《於去惡》)等人的遭際，也與葉生相似。
在蒲松齡筆下，還有另一類受害者形象，他們雖然沒有喪失生命，但其人生經歷依然使人產生可憐可悲之情。他們迷戀醉心於金榜題名，日思夜想，以致精神都有些失常，王子安望報心切，精神恍惚，神魂顛倒，竟遭到狐狸的奚落;郎玉柱迷於經書，整日埋首故紙堆中，深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不知人情交往，不懂人事，“夫妻之樂，逢人輒道”。人性已被扭曲，成爲一個精神上的畸形人，一個精神病患者，讀來讓人發笑。但仔細體會，就可以發現，王、郎兩個形象可笑有趣的表面之下，卻蘊藏着作者深刻的憤懣。他批判科舉不僅使《司文郎》中的宋生也是一個。他死後，還說什麼“凡吾輩讀書人，不當憂人，但當克己……，平心而論，文章亦未便登峯，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盲之人”。並積極幫助朋友闈戰，然而事與願違，他不禁大哭道：“僕爲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這宛然是蒲松齡的痛哭，爲落魄士子，也爲自己，爲自己碰上這種不合理的選才制度。
蒲松齡之所以有這樣的悲痛，是因爲他也是科舉制度的受害者，對葉生等人的就經歷有着切身體會。他自幼刻苦攻讀經史詩文，十九歲參加秀才考試，縣府道三場考試中三次奪冠，補博士弟子員，春風得意。可惜，好景難繼，以後儘管刻苦鑽研八股文，但文戰屢屢不順。皓首窮經，仍是個白衣秀才。七十二歲時，還不顧年邁，頂風冒雪，參加了歲貢生考試。對於科場的黑暗，可以說是瞭然於心。在書中他也表達了自己一生失意所帶來的徹骨連心之痛：“天孫老矣，顛倒了天下幾多傑士。蕊宮放榜，直叫那抱玉卞和哭死”。可以說，《聊齋志異》中的一系列落魄文人形象就是作者從自身體驗和情緒出發塑造出來的，是作者生活感受的藝術外化。
科場不得志，生活窮困潦倒。爲了解決一家人的衣食問題，蒲松齡不得不入幕坐館，先後持續五十年。但是作爲一個受傳統文化薰染較重的知識分子，又十分渴望顯示自己的才能，人生價值能夠得到社會的肯定。現實生活卻是貧寒寂寞，無人能理解他的內心酸楚，分擔他的憂愁，收入又很微薄，心理自然難以平衡。這種情緒自覺或不自覺的反映在《聊齋志異》的寫作過程中，體現在書中一個個科舉落榜者形象上。生不逢時，憤世嫉俗，塊壘難消，抱有“卞和之愁”，一系列科場犧牲品便是這種思想的明證。而從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形象也反映了正在走向沒落的封建社會的一個特點，被譽爲社會的良心，本該代表社會進步力量的知識分子身上，看不到什麼朝氣和引領社會進步的力量。他們身上表現地更多的是顢頇與腐朽，看不到屈原的憂國憂民，班超投筆從戎出使西域的勇氣和膽識，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高尚節操，也看不到陶淵明孟浩然的恬然自得，司馬相如李白的大氣狂放，甚至連孟郊的怨懟悲涼，李煜的哀婉悽絕都沒有。所以，蒲松齡所塑造的這些形象也是對歷史的真實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