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塞亞·伯林：《科學的歷史的概念》
“對一個維科（Vico）的追隨者來說，啓蒙運動的一些思想家的那種抽象的完美社會的理念，不過是企圖把一些本來屬於不同的思想方式、行爲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與其不可分離又不能隨意縫合在一起的不相容的品質、特點、理想、天賦、才能和價值硬給焊接在一起的結果；這種理念必然是絕對荒謬的。其荒謬性在於，比如說，使阿基米德成爲傑出人物的東西，與使蘇格拉底或米開朗基羅或斯賓諾莎或莫扎特或釋迦牟尼成爲值得讚賞的人物的東西，其間是有巨大的衝突的，因爲這些東西只適用於各自的文化，也只有在這種文化中一定人物的成就才能得到理解和評價。這個事實擊碎了啓蒙運動思想家們的夢想。當然，啓蒙運動中許多懷疑論或悲觀主義者的思想家，如伏爾泰（Voltaire）、休謨、吉本（Gibbon）、格林（Grimm）、盧梭（Rousseau），他們對實現完美社會的可能性的看法不在此例。但問題是，在這些悲觀主義者看來，這種完美社會是由概念的可能性賦予活力而實際上是無法達到的。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樂觀主義者杜爾哥（Turgot）、孔多塞（Condorcet）是一致的。自維科以後，一元論與多元論、永恆價值與歷史主義的衝突，逐漸成爲中心的問題。”
伊塞亞·伯林：《維科與啓蒙運動的理想》
伯林的歷史觀與他的多元論和拒斥決定論的思想是一致的。這表現爲一種對人類本性的看法，根據這種看法．文化形式是人類不可預言的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碎片、是人類透過選擇活動而實現自我創造的一系列事件中的一個事件，它們經常是彼此分離的，就像人類的自然語言那樣是不可簡約的多樣化的。伯林把他的多元論思想運用到歷史中，認爲文化的差別與人類是同時發生的。正是因爲把他的多元論人類學運用到歷史中，他主張，人類的一個普遍傾向是透過選擇活動創造出多樣的特性。這種多元的特性本身又是歷史性地遺傳的，它們在不同的文化形式中被具體化，必然地一代又一代地傳遞下去；這些文化形式藉助於人們所講的語言、認可的價值和一些其他特點與別的文化形式區別開來，同時又不斷形成自己的特點。從這種觀點看，所謂普遍的歷史，似乎只有同一個起源的人類的歷史，就只能是一種使人引起誤解的隱喻。
如果說伯林的歷史觀的一個方面是認爲被啓蒙運動的哲學家們所追求的那種普遍的人類歷史是不存在的，那麼這種歷史觀的另一個方面則是認爲既沒有所謂“歷史發展的規律”，也不存在包括或發現這種規律的歷史科學。伯林否認歷史規律的觀點直接導源於他對決定論的拒斥，又促使他反對歷史中的不可避免性。按照伯林的意見，任何歷史科學的觀念都依賴於這麼一種關於人的概念，即不是把人當作選擇者或能動的力量，而是把人看作是其行爲受規律支配其前途可以理性地予以預測的自然的對象或過程。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伯林看來，這種對於人的自然主義的或實證主義的觀點嚴重歪曲了我們對於自己的通常看法，他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