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學與哲學的其它分支相區別，不在於其有什麼特殊性，要害是，它以哲學的方式往反映、討論法的原理和法的基本題目，並儘可能給出答案。通俗地說，法哲學是法學家問，哲學家答。因此，一位練習有素的法哲學家必須兼通法學，哲學兩門學問，對於那個經常被提到的題目：是“純哲學家”的法哲學和還是“純法學家”的法哲學哪個更糟，應該說，二者都不怎麼樣。
法哲學並非法學，更非教義學。據康德，教義學是“對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純粹理性的獨斷過程”，（注：康德：《純粹理性批判》，B版，第35章。還可參見埃克。馮。薩維尼：《教義學的作用-的審閱》，載U.諾伊曼等著：《法律教義學和科學》，1976年，第100頁及以下。）教義學者從某些未加檢驗就被當作真實的、先予的條件出發，法律教義學者不問法究竟是什麼，法律熟悉在何種情況下，在何種範圍中，以何種方式存在。這不意指法律教義學必然誘使無批判，但即便它是在批判，如對法律規範進行批判性拷問，（注：參見《聯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第24卷，第40頁及以下：關於“法律秩序之維護”（刑法典第47條第1款、第56條第3款）-此判決雖具有十足的批判性，但完全是教義性的。）也總是在系統內部，並不觸及現實的體制。在法律教義學的定式裏，這種態度完全正確，只是當它以不必要、“純理論”、甚至非科學爲名，拒盡法哲學和法律理論的非教義學（超教義學）思維方式時，危險便顯示出來。
當然，這也不意味着，哲學，法哲學能完全無條件地開展。人們自能明瞭那個被帕斯卡在《波爾。羅亞爾的邏輯學》（1662）一書中形容爲無法獲得的“完美無缺的”：不答應使用未被明確定義的概念，不答應提出其真實性未經證實的主張。在此，無須贅述，這兩個要求無法實現，由於它們必定導致無窮復回。
但不同於教義學，哲學至少必須嘗試對科學和體制的基本題目和基本條件，（象今人喜歡說的）進行深層次探討。易言之，哲學必須採取超越體制的態度。（注：參見科英：《法哲學綱要》第5版，1993年，第3頁：“在不摒棄法學在其領域內已獲得知識情況下，法哲學也必須超越其界限，法哲學將由法文化現象提出的特殊題目，與哲學上的一般和基本題目結合起來。”）這種態度不是空洞無物的，正如新近的詮釋學所指出的，“前判定”或“前理解”是理解意義的.先決條件，其之於語言學尤爲重要（法學亦屬語言學，由於它在本質上與語言文字有關（注：尤見伽德默爾：《真理與方法》，第5版，1986年，第270頁及以下，第330頁及以下；埃塞爾：《法律發現中前理解與方法選擇》，第2版，1972年，特別是第136頁及以下。另參見阿圖爾。考夫曼：《法律詮釋學文集》，第2版，1993年，第51頁，第74頁及以下，第86頁，第92頁及以下。最新的敘述清楚的基礎讀物是J.施泰爾馬赫：《法哲學的詮釋學理解》，1991年。））。但哲學決不可停留在此種預設中，而是必須“透過進一步的意義之探究所產生的事物，往不斷地修正預設”。（注：注5，伽德默爾：《真理與方法》，第271頁。）在哲學中，同樣，在法哲學中，不可能存在無疑的東西，它們自身的本質也概莫能外。原則上，哲學家不可毫無疑問地承認什麼。在這點上，事實上可以說，哲學要比其它具體學科更“根本地”往研究題目，但不能由此推出哲學解決的題目比教義學的重要這種結論，例如，醫學中癌症研究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法哲學中正當法的標準之探討。哲學與教義學不是“多與少”、“重要與不重要”，而是不同種類的關係，因此，不能以一方取代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