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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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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論文認爲,與印度的思維方式比較而言,中國的神話思維中有如下一些特點值得重視:首先,就意義的表達來說,中國主要採取象徵的方式,中國的宗教、處於黑格爾所謂“真正的象徵”這一階段,而印度宗教、藝術則還屬於“幻想的象徵”,尚不是真正的象徵形式。就思維的形式來說,中國的史前思維較早確立了同一性原則,而在印度神話中則常常違背此一原則。就形象的塑造來說,中國神話的人格化極其不充分。就觀察的細緻程度而言,中國思維表現出具體性程度的低下,抽象性程度的提高。造成這些特點的原因很多,論文着重討論了象形文字的發明和使用與這些思維特點之間的關係。

漢族神話

關鍵詞:神話思維  象徵性   同一性  人格化  具體性程度  象形文字

對神話的研究,中國和西方各有不同的重點。正如艾蘭(Sarah  Allan)所說,對西方家來說“神話的問題”是一個闡釋神話的意思,解釋創造神話這一現象的問題;對漢學家來說,“神話的問題”一個發現神話去闡釋,說明爲什麼神話會缺少的問題。因爲,創造神話的能力一般都被認爲是人類普遍具有的才能[i],儘管這種觀念並沒有被有效地證明過。爲了說明中國神話缺少的原因,到目前爲止,大致有如下一些解釋,第一種是由馬伯樂(Henri  Maspero)提出,後來由“古史辯”派發揚光大的“神話化”理論。這個爲現今學術界基本認同的理論認爲,在中國的早期,也如西方一樣,存在着大量的神話,而它在現存文獻中的缺乏記載乃是由於東周以後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使得歷史學家將一部分自然神話摒棄於文獻之外,另一部分則改造成爲歷史而融入古史系統。

第二種解釋是艾蘭的解釋,他將中國古代文獻中神話的缺少歸因於中國宗教的本質,由於在中國,神、祖先和鬼魂三者均被認爲是死者的亡靈,也就是說,神人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不象西方世界一樣存在一個聖俗區別極爲嚴格的超自然的世界。中國的神靈主要與那些給他們提供祭品的人有關係,很少有人去考慮它們之間可能有什麼相互的作用,因此,“神聖的敘述”(sacred  narratives)極少,代之而起的只是一些關於諸神曾經是人的時候的生平故事而已[ii]。

第三種是我根據張光直先生提出的文明演進不同方式這一理論而提出的一種解釋。概括來說:中國上古神話明顯不同於西方神話的構成特徵乃是由於中國在文明演進中採用的是一種不同於西方的方式而造成的。在中國,文明產生的一個根本標誌——財富之集中,在中國並不是藉生產技術和貿易上的革新而達成,而是靠將更多的勞動力指派於生產活動和靠更爲有效率的技術而產生,換言之,財富之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積蓄主要是靠程序而達成[iii]。由於財富的集中,亦即文明的產生是藉政治的秩序(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而不藉技術或商業的程序(即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上)造成,而這一時期的政治秩序乃是由以父系氏族爲單位的組織而確定的,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的神話在根本上是以氏族團體爲中心的人文神話。氏族祖先,同時又是政治領袖及英雄在中國神話中將佔據主角的位置[iv]。

現在回過頭來,這些歷史的、宗教的以及社會組織上的解釋都不能令人滿意。“神話歷史化”這一理論的缺陷我已經敘述過了,不再重複。而艾蘭解釋的缺陷則更明顯。在我看來,中國缺乏超自然的神性世界與缺少神話是同一個原因產生的兩個結果,甚至是同一個結果的兩個不同側面,他是在用一個側面解釋另一個側面。即便他的說法成立,問題依然存在,爲什麼在中國文化中,會缺少一個“超自然”的神性世界呢?

至於社會組織的解釋,首先碰到的問題是:氏族祖先、政治領袖與文化英雄的誇張事蹟是否可以認定爲神話?在一個較爲嚴格的神話定義中,應該說它們更接近於傳說而非神話;即便它們屬於神話,我們也面臨一個問題,爲什麼我們的“神話”缺乏如印度、希臘、北歐神話那樣充滿神性、想象力異常豐富的特點呢?凡此種種不能令人滿意的解釋,迫使我們回到神話形成的一個根本問題——神話思維(或者說原始思維)——上來。

對於神話思維的研究,近十年來得到了充分的重視,但很難說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v]。研究者通常都是用中國(或來自於古典文獻,或來自於對少數的田野考查)來說明神話思維的普遍性、一般性特徵,如形象性特徵、結構性特徵、情感性特徵等等這些已爲國外學者反覆申述過的特點,而很少揭示中國上古思維不同於其他民族的獨特性。所以,他們也很難回答以下問題,既然中國一直存在着各民族早期普遍具有的一種神話思維方式,爲什麼我們會缺少神話發達國家所具有的神話系統呢?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本文試圖採取比較的方式揭示中國(主要是漢族)神話及其他早期材料中所顯示的思維特點。我們比較的一個主要參照系乃是印度神話,因爲印度是世界上公認的神話最豐富的國度,他們的思維方式,無疑是最適合神話產生的思維方式。我們需要知道,我們先民的思維方式是否適合神話的產生?如果不適合,到底是什麼因素阻礙了神話的創造? <?XML:NAMESPACE PREFIX = O />

二 

中國原始思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象徵性原則的較早形成。所謂象徵性原則,乃是指以具體事物代表另一事物的方式。這另一事物既可以是抽象概念、思想感情,也同樣可以是具體事物。在黑格爾看來,象徵中能夠區分出兩個因素,第一是意義,第二就是意義的表現。意義是一種觀念或對象,不管它的內容是什麼;表現是一種感性存在或一種形象[vi]。象徵的方式在每種文化中都普遍存在,而且都起源於他們的宗教世界觀,但他們的形式和內容都不一樣,出現在中國上古宗教中的象徵,與其他東方國家,如波斯、印度相比,顯得更爲成熟。

黑格爾《》一書將象徵型藝術按題材分爲不自覺的象徵、崇高的象徵方式、自覺的象徵三類,而在不自覺的象徵這一類型中,又分爲意義和形象的直接統一、幻想的象徵和真正的象徵三個階段。在黑格爾看來,古波斯教的象徵處在最初級的階段;而印度的象徵,則是一種幻想的象徵,是到真正象徵的過渡。它通常採用如下方式來表現意義:第一是透過想象力把絕對的極大內容塞入個別的直接的感性事物中,要它以原封不動的形狀完全表達這種內容,使這種內容成爲可以目睹的。第二,由於意義與印象的分裂,亦即意義尚未找到合適的形象來象徵,所以印度神話只能依靠形象的漫無邊際來表現意義的普遍性。於是印度人便採用最浪費的誇大手法,在空間形狀和時間的無限上都是如此。還有一種辦法就是按照倍數去擴大同一定性或因素,例如一座像可以有許多身體或許多手,藉此勉強表達意義的廣度和普遍性。第三種辦法就是人格化和人的一般形象的普遍運用。但是印度藝術中的人格化還只是表面的,在人格化裏起顯示特徵作用的只是主體的行動和事蹟之類外在表現,而不是主體本身,它並沒有形成有個性的形象,而只是單純的自然事物披上了人的外衣,因此,印度神話中的人格化只是人與自然兩個因素的怪誕的混合。這些方式使得神話變得異常豐富多彩,幻想與想象的普遍運用、形象的漫無邊際、人格化的手段等等,正是形成神話的必備要素

黑格爾將埃及藝術視之爲一種真正的象徵,儘管它依然是不自覺的。而在我看來,中國上古的宗教和藝術,和埃及是非常接近的。和埃及一樣,我們同樣有表現死亡觀念的大型陵寢,有具有各種象徵意味的動物崇拜和動物紋樣,也有各種人獸嵌合的形象。所以,中國上古的宗教和藝術,如果不能說超過埃及的話,那麼,至少也是和埃及一樣,達到了真正的象徵這一階段。在中國上古的宗教和藝術中,凡是作爲象徵的形象都有人爲創造或選擇的痕跡,它一方面見出自己的特性,另一方面顯出個別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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