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民族國家是現代民族主義的最基本追求。所謂的民族國家，指世界進入近代以來，某一民族爲了追求民族自決和自治而構建的政治實體。嚴格意義的單一民族國家幾乎是沒有的，民族國家通常是由某一主要民族組成或幾個主要民族聯合組成，並得到該國所有民族共同承認的政治實體。因此，民族國家就主要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第一，國家內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或者國家與民族之間的關係；第二，國民對國家的認同關係。嚴復也是從進化論出發來討論這些問題的。
衆所周知，嚴復很少談到漢族與國內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差異，也反對所謂的排滿革命，原因有四：
第一，嚴復進化論的生存競爭，強調的是人種之間的競爭和國家之間的競爭，他指出白人“洎乎二百年來，民智益開，教化大進，奮其智勇，經略全球。紅人、黑人、棕色人與之相遇，始則與之角逐，繼則爲之奴虜，終則歸於泯滅”，從人種的角度看，“今之滿、蒙、漢人，皆黃種人也。檀君舊國，箕子所封；冒頓之先，降由夏後，客何疑乎？故中國邃古以還，乃一種之所君，實未嘗淪於非類”。因此，從中國保種的角度來說，強調漢民族的特殊性是沒有意義的。
第二，嚴復指出，中國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包括那些曾經統治過中原的少數民族，“其不漸靡而與漢物化者寡也”。即他們基本上被漢化了，從文化上看，他們最終與漢族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根據嚴復的進化論，中國的生存危機，其實就是文化的危機，或者說，中國文化的落後，實際就是漢族文化的落後。因此，揚漢排滿等所謂的漢民族主義運動並不能解決中國生存危機的問題。
第三，嚴復特別強調國家與民族之間的差異：“蓋種族與國，絕然兩事。世盡有種族雖同，不必同國。如今日之臺灣人，南洋各國之洋籍，甚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與吾同種族，而不以爲同國者。又有同國矣，而不同種族，則如往者之朝鮮、琉球，今日之滿、蒙人，皆與之異種，而又爲一國之民者也。”他又指出：“《拿破崙法典》曰，生於法土者爲法人。即今日華工之子，生於美者，皆爲美民，權利義務，與土人無異。”這裏的種族就是指民族。非常明顯，從國家競爭與現代國家概念出發，嚴復關注的是某一人是否屬於某一國民的身份，而不是他從歷史所獲得的民族身份。
第四，嚴復指出，排滿運動者“請不必爲滿人道地，而但爲所欲與復之漢族道地足矣。充洶洶者之所爲，不淪吾國於九幽泥犁不止耳。合衆民主定局之後，不知何以處遼瀋，何以處蒙古、準噶爾、新疆、衛藏，不知我所斥以爲異種犬羊而不屑與伍者。在他人方引而親之，視爲同種，故果遂前畫，長城玉關以外斷斷非吾有明矣。他日者，彼且取其地而啓闢之，取其民而訓練之，以爲南抗之顏行；且種族之恨相爲報復，吾恐四萬萬同胞，卅年以往，食且不能下嚥耳。”簡言之，從邏輯上說，激進的漢民族主義者的行爲非常可能引起國家的分裂和內亂。這必然大大不利於中國的救亡圖存，不利於漢民族自身的發展。因此，嚴復說：“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者矣。”可見，嚴復明確反對那種狹窄的、排外的、激進的漢民族主義的主張。?
如果說嚴復對民族國家的民族特性談得較少的話，他對民族國家中的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問題卻特別關注。簡單地說，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就是個體對國家與個體之間關係的認知，以及相應的對國家公共事務的態度。嚴復從中西方的生存競爭開始探討這一問題：“蓋自秦以降，爲治雖有寬苛之異，而大抵皆以奴虜待吾民。雖有原省，原省此奴虜而已矣，雖有燠咻，燠咻此奴虜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虜待民，而民亦以奴虜自待。夫奴虜之於主人，特形劫勢禁，無可如何已耳，非心悅誠服，有愛於其國與主，而共保持之也。故使形勢可恃，國法尚行，則齅靴嫠面，胡天胡帝，揚其上於至高，抑其己於至卑，皆勸爲之；一旦形勢既去，法所不行，則獨知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挻之，又其所也，復何怪乎！……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愛於其國與主，而赴公戰如私仇者，則亦有道矣。法令始於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約，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國所推擇。是官者，民之所設以釐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撫我虐我，皆非所論者矣。出賦以庀工，無異自營其田宅；趨死以殺敵，無異自衛其室家。”“夫如是則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於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設有戰鬥之事，彼其民爲公產公利自爲鬥也，而中國則奴爲其主鬥耳。夫驅奴虜以鬥貴人，固何所往而不敗？”簡言之，西強中弱的.根源之一就在於國民對國家認同程度方面：在中國，民衆無民權，民衆與君主之間是奴虜與主人的關係，因而民衆對國家的認同程度很低，甚至有某種被迫認同的成分；而在西方，民衆有民權，民衆實際上是國家的主人，因而他們對國家的認同程度非常高。
也就是說，中國與現代西方國家實際是二種完全不同的類型的國家。那麼，導致這兩種國家的根本差異的民權又來自於什麼呢？嚴復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曆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爲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爲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毋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爲逆天理，賊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皆侵人自由之極致也。故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爲此設耳。”“故言自由，則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後有自主之權；合自主之權，於以治一羣之事者，謂之民主。”“西人之言政也，以其柄爲本屬諸民，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民予之也。”簡言之，民權來自於自由的觀念和民主的原則，並決定了民衆在國家中的地位，以及政府與民衆之間的關係。建立在民權基礎之上政府實際上就是立憲政府，嚴復指出其實質是：“立憲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憲，固已有之。立憲者，即立此吾儕小人所一日可據以與君上爲爭之法典耳。其無此者，皆無所謂立憲。”“今世歐洲之立憲，憲非其君之所立也，其民既立之，或君與民共立之，而君與民共守之者也。夫以民而與於憲，則憲之未立，其權必先立也。”又說：“有民權之用，故法之既立，雖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數，是則專制之尤者耳。”正因爲如此，西方國家的民衆才也成爲國家的真正主人，他們才真心地擁護國家的行爲。可以說，嚴復以國民對國家的認同的線索，將西方近代自由主義的憲政主張介紹來中國，或者說，嚴復認爲，中國只有構建出自由主義的現代憲政國家，才能真正解決國民對國家的認同問題，才能真正以解除來自西方列強的威脅。
雖然嚴復強調個人的自由在現在國家中的意義，但他又認爲，由於中國生存危機的嚴重性，“特觀吾國今處之形，則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異族之侵橫，求有立於天地之間，斯真刻不容緩之事。故所急者，乃國羣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求國羣之自由，非合通國之羣策羣力不可。欲合羣策羣力，又非人人愛國，人人於國家皆有一部分之義務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義務，因以生其愛國之心”。也就是說，要增進中國人對國家的認同，除了國家政治制度的改良之外，還必須要增強民衆的愛國情感。因此，他在遺囑中對後人說：“事遇羣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羣衆。”但是，嚴復僅將此作爲一種道德原則，則不是作用一種政治原則，“夫謂愛國之民，寧毀家以紓難，不惜身膏草野，以求其國之安全。此其說是也。然是說也，出於愛國者之發心，以之自任，則爲許國之忠，而爲吾後人所敬愛頂禮，至於無窮。獨至主治當國之人，謂以謀一國之安全，乃可以犧牲一無罪個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則爲違天蔑理之言。此言一興，將假民賊以利資，而元元無所措其手足。”可以說，嚴復認爲，民衆對國家的認可有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現代國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國家對民權的承認和對民衆利益的保護；第二，民衆愛國主義情感的激發，民衆爲了國家的整體利益而犧牲個人的利益。雖然從具體內容上說，這兩方面內容有衝突之處，但嚴復對這兩方面內容的性質卻是作了嚴格區分的。
綜上所述，根據進化論，嚴復從現代國家理念出發，以一種現代眼光看待民族國家的構建問題，強調了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和平共存，並提出了建構現代自由主義的憲政國家的主張。這既不同於西方近代的民族國家理論，也不同於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實際上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者對現代國家的另一種理論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