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被稱作“名家者流”的惠施、公孫龍雖比起先秦其他諸家來更多地“以善辯爲名”，但看似巧智的言辯畢竟淹貫了切實而確鑿的價值取向。非價值中立的名辯態度使那些被譏爲“琦辭”、“怪說”的論題未可以戲論漫評，然而，也正因爲如此，聰慧的辯者終於未能把名言之辯引上形式化的向度以建構相應的或之學。名家是取論理之途作價值論證的，論理與價值的可能暌隔使他們無緣上達價值形而上學之境，也使他們的理致因着少了這一分形上眷注而顯得內蘊不足。
關鍵詞：名家；同異之辯；名實之辯
以“窮衆口之辯”著稱於世的先秦名家，雖不無“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公孫龍子·跡府》）的抱負，卻自始不曾被立以爲教。歷來學者對名家多有譏諷之詞，儘管這被評騭的對象在被一再邊緣化的同時也被作爲中個性鮮明的一家而一再提起。荀子曾以儒者的口吻苛責名家的理辯謂：“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 《荀子·非十二子》）則對執著於經世之念的名家衡之以虛靈的規尺：“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弱於德，強於物，其途隩矣。”（《莊子·天下》）史家對名家“正名實”的衷曲顯然有着更多的同情理解，但“苛察繳繞”（司馬談）、鉤釽析亂（劉歆）的評說所透出的亦是譏刺的鋒芒。近世學人稱論名家常以“詭辯”一言而蔽之，於此，侯外廬等以“相對主義唯心思想”與“絕對主義唯心思想”分判惠施與公孫龍可謂最具代表性。相形之下，不爲時潮所搖奪，對名家別具一格的“琦辭”切近原委抉發其理致的馮友蘭、牟宗三則殊爲難得。然而，無論是有着較深的新實在論印痕的馮友蘭，還是對形而上學情有獨鍾的牟宗三，都未能更經心於名家“琦辭”、“怪說”中淹貫的價值取向——恰恰是這價值祈求貞定並限制了名辯運思的大致格局及其可能歸宿。
在既得學術背景下，本文希圖一試的乃在於從價值進路上找到一種契機，就此探向名家措思的幾微，也藉此對可能多少被前賢委屈了的某些具體論題的命意提供別一種闡釋。
一、“辯說”與名家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序》援劉歆語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並由此把名家之指歸溯向首唱之“正名”。但無論如何，孔子所謂“正名”乃一種“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的而的實踐，並不看重訴諸言詮的辯說。“道”、“德”、“仁”，在孔子看來，決非巧言或雄辯可達知，其終須致道、修德、欲仁者以其真切的生命踐履“默而識之”（《論語·述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既然終究脫不開“道”、“德”、“仁”的內涵，“正名”便只在於借重往聖前賢的行狀作某種價值分際的開示，而非相強於立言設辭的繁冗分辯。受啓於“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有謂“予欲無言”（《論語·陽貨》）。這“無言”誠然是有感於“闡道”而發，卻未嘗不可以說它也正相應於“道之以德”的“正名”。
與孔子論“道”主張“默而識之”約略相通，由“道隱無名”而誨人以“不言之教”。“默”與“不言”無由生“辯”，大異其趣的儒、道之學在其創闢者那裏並未引發任何口舌或刀筆之爭。孔老之後，墨子別立一教，爲抗衡儒術以明兼愛、非樂之旨而首開辯難之端。其辯鋒之雄，或可由所謂“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墨子·貴義》）略見一斑。因着一種必要的迴應，自孟子起“十字開啟”而力辯諸子。但墨、孟皆非一味逞辯之人。墨子對“以文害用”有相當的警覺，孟子亦間或有“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之嘆。至戰國中後葉，辯風大暢，“名實之辯”在一個特定的向度上把問題引向對言喻分際的措意，被後來史家稱作“名家者流”的“辯士”或“辯者”遂應運而生。這“名家”中最富盛名者當推惠施與公孫龍。
荀子雖鄙薄惠施、公孫龍之徒，卻也如此論及“辨說”的緣起：“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勢惡用矣哉!今聖王沒，天下亂，奸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荀子·正名》）此後，韓非再度論“辨”的發生說：“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彰），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韓非子·問辯》）依荀子所見，“辨說”原出於“聖王沒，天下亂”情勢下的不得已，因此捲入“辨說”的戰國諸子——當然包括名家在內——尚被稱作“君子”；而韓非論辯，則重在譴責由於“上不明”而被放縱的“儒服帶劍者”和“（持）堅白無厚之詞（者）”，他徑直稱他們爲徒害無益之“蠹”。但無論對於韓非還是對於荀子說來，“辨”或“辨說”的風行誠然總是時勢的不幸，只是韓非非辯所循守的多是“言無二貴，法不兩適”的法家繩墨，荀子則在倚重“臨之以勢”，“禁之以刑”的同時更祈向於“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的儒家宗趣。
其實，惠施、公孫龍等“辨士”的出現，除開“天下亂”、“上不明”這一“辨說”可能發生的背景外，“名”或“言”的自覺——其獨立價值和內在限度的被反省——也是未可輕覷的原因。從孔子“正名”重在名份的倫理內涵，到名家由此衍發出對喻說的審慎和對名言的剖判，或有其理致的一維，這一維度使名家據以自成一家——“百家”中非可替代、非可慢視的一家。惠施、公孫龍皆出語詭譎，卻並無機心，他們的任何一個被譏爲“琦辭”、“怪說”的命題都非嬉戲之論。《莊子·徐無鬼》載莊子軼事謂：“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斫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莊子以斧藝絕倫的匠石自況，固可見其恣縱不儻的生命情調，而以惠施比之面對“盡堊而鼻不傷”的利斧“立不失容”的郢人，亦足可知言辯中有着生命之真切的惠施曾是何等的沉着、從容。《公孫龍子·跡府》記公孫龍與孔穿的對話，謂“（孔）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此是記公孫龍之言，亦是記公孫龍之行；在論主嚴謹的言辯邏輯中，洋溢着的是執著而坦真的生命的氣韻。名家雖以“名”（“言”）辯爲標識而名成於一家，但無論是惠施，還是公孫龍，都從未遊於浮文而失卻其精神的重心。同是在“聖王沒，天下亂”的世道中尋找一種可能的出路，儒、道、墨、法、陰陽家無不有人生價值取向上的貞辨，名家亦有其毫不含糊的價值抉擇。名家的良心是涵淹於奇詭的言辯的，“琦辭”、“怪說”中貫穿着嚴正得多的救世主張。不通契這一點，不足以探名辯之三昧，更何足以論名家之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