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個體的心性覺解、人格提升是道德修養所要推崇的某種境界，而達此境界的道德修養方法、途徑及其過程在本質上則既受制於人們生活所依的微觀生存處境，更受制於人類發展所處的宏觀社會形態。放寬到這樣一個認知框架下來談道德修養，目的在於將作爲人類道德實踐活動之傳統方式的道德修養置於一個恰當的社會語境進行討論，以給予其道德社會學的重新關注，而不是褊狹地將其嵌套在某種既定話語下進行傳統式的個體道德解讀。由此看來，道德修養與中國社會轉型是一個尚不爲學界關注但卻兼具理論和實踐雙重意義的倫理學問題。任何企圖脫離社會生活歷史進程的道德修養，無異於自我放逐和自我邊緣化。伴隨人類生活公共化與異質化的演進，原本植根於同質性社會形態的中國傳統道德修養體系已欠活力，順應現代社會異質化與公共化的轉型之勢，從封閉走向開放，以構建一種合乎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生活方式語境中的道德修養理論，乃是筆者想要言說的重要理論旨趣。
一、中國傳統社會形態中的道德修養
從社會的性質和形態看，人類社會的發展形態主要可分爲兩類：同質性社會與異質性社會。同質性社會通常表現爲社會民衆歸屬於共同的政治共同體，並擁有大致相同的政治認同、理想信仰和價值追求;異質性社會中的民衆雖然在信仰、價值和認同等方面存在差異，但依然能夠謀求其基本的價值共識和文化理解。“家國”一體的制度安排和封建的自然經濟構築了中國傳統的同質性社會形態，即：維繫整個國家機器運轉的宗法血緣關係，不僅加固着君權與族權的聯盟，而且也構築着君主意志轉變爲社會意志的基本通道，從而使多地域、多民族的中國華夏大地形成了基本雷同的社會結構、倫理綱常及其可溝通的行爲方式。這種同質性社會形態成就了以“成德、成性”爲境界的中國傳統道德修養觀念：既有西周的“敬德配天”、“修德配命”之說;先秦儒家的“存心養性”、“反身自省”的“內在功夫”;宋明理學家的“居敬窮理”和“省察克治”的“向內求索”;還有老子的“滌除玄覽”、“致虛極、守靜篤”、釋家的“覺悟”、“漸悟”、“頓悟”;等等。無論是儒家主張的內省自身、格物致知以成聖賢，道家堅守的致虛極、守靜篤以返璞歸真，抑或是釋家力行的淨心覺悟以求“修煉成佛”，都在向世人澄明這樣一種鏡像：中國社會的傳統道德修養雖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其“推己及人”的社會價值旨向，但終因其片面推崇“誦讀經書”、“頌經參禪”、“坐而論道”、“三省其身”，以實現道德個體心性覺解的道德修養方法及其修養過程，就已然將作爲人類道德實踐活動方式的道德修養僅僅視爲一種可以遠離轟轟烈烈的社會實踐，以內省、自責、內修、悟道爲主要方式的私人生活領域的心性求索。這種與中國傳統社會形態的同質化結構相適應的傳統道德修養具有強烈的依附性、內向性和精英性的文化特質。
依附性是浸透着中國傳統道德修養方法、途徑、境界及其全過程的基本文化特質。在“家國一體”和封建自然經濟的中國文化傳統氛圍中，道德修養一般總是以位高權重者爲引領、以長者匡正晚輩爲秩序，從而爲維持既有社會秩序鍛造出一代又一代謙卑溫順的依附性“臣民人格”。其次，以“成德、成性”爲境界的中國傳統道德修養的諸多之道，均以內向度的人性回溯爲精神歸宿。無論是主張抵達內心善的儒學，還是覺解或頓悟某種虛極境界的老莊學派，都始於人自身向善的慾望、執於“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衛靈公》)的“內自省”的修身功夫，止於盡心知性，回覆人之本性的境界。以儒家、老莊爲代表的這種“爲己”的心性修養之學，是一種向內用力，而非向外求利的道德追求。最後，以“成德、成性”爲境界的中國傳統道德修養，作爲對人及其生命存在意義的終極目的性價值理解的推崇，有助於構築並促進人生精神世界的完善和至善，儘管因其人生哲學基礎具有強烈的精英主義傾向和權威主義依賴，對多數平民百姓來說它還只是一種具有某種虛幻鏡像的奢侈品。
二、中國傳統道德修養遭遇轉型社會的挑戰
時至今日，社會轉型的發展語境已經成爲我們討論一切中國現象，包括道德修養現象無法擺脫的時代背景。按照英國着名歷史學家湯因比關於人類文明進步的理論，我們可以將社會轉型理解爲是一種需要接受“靈魂的分裂”的挑戰及對挑戰的迴應過程。中國傳統道德修養遭遇社會轉型的挑戰已成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經驗事實。以社會存在方式及其變遷的歷史眼光鳥瞰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傳統道德修養遭遇“靈魂的分裂”情景中所直接承負的諸多挑戰，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佐證。
首先，依附性的“臣民人格”遭遇個性張揚的挑戰。在與傳統倫理文化和人格範型相適應的中國傳統道德修養中，民衆個性在整個社會格局或者說漫長的封建社會演變中是個隱形而不彰顯的存在體。產生並服務於封建自然經濟爲基礎的同質性社會結構的中國傳統道德修養文化，無論是其原生形態，還是秦漢以後的流變形態，本質上只是一種奉行人身依附關係的、塑造模具式系列道德人格的宗法等級道德修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傳統社會雖有本質差異，但在道德修養方法和途徑策略上已然還是以一種國家倫理的“獨特權威”繼續強化着經過改良過的種種新型依附關係。由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所推動的中國現代化所帶來的，以個性張揚和人的解放爲特徵的異質性轉型社會，打破了同質性社會諸要素及其相互關係之間的可通約性格局，呈現出多元、多樣、多變的不可通約性的文化特徵。換句話說，傳統的依附性道德修養範型或系統對現代人的約束力日漸式微或近乎塌陷。異質性社會由於削弱甚至消解了外在於具體道德主體的唯一性、權威性規定，使道德主體得以贏得獨立性人格以及自由價值的認知與判斷空間，從而開啟了傳統道德修養被禁錮的封閉之門。
其次，內向性的“盡心知性”遭遇公共領域的挑戰。作爲傳統道德修養根基的儒家倫理之目的在於追求個體之德的圓滿，所謂“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荀子·勸學》)的“慎獨”境界。與傳統社會私人領域獨大的狀況不同，現代社會的政治民主、經濟自由與文化多元不僅造成了德沃金所說的“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明顯界分，而且促成了公共領域的不斷擴張。廣闊的`“公共空間”使現代人在自由與個性得以充分彰顯的同時，發生着與私人領域之外的人、物、事之間更爲密切的公共關係。然而如何與陌生環境共生、與不同人羣共存、與時間流動共進?傳統的以純粹追求自我人格的心性覺解，或者片面局囿於對熟人領域的道義承諾爲宗旨的“盡心知性”內向性道德修養體系已力所不及。人們生活世界所顯示出的公共取向和公共意義，極大地拓展了人們對道德修養的認識論視域：在公共生活日益擴張的今天，我們不僅需要獨具的個性、卓越的私人美德，而且更加迫切地需要基於現代公共生活要求，符合個體社會身份與公共角色的職業化、專業化的公共美德。諸如：基於政治參與所需要的正義感，基於人際交往所需要的平等、誠信、寬容、明禮守法，基於公民身份所應當具備的愛國主義、法制意識等等。顯然，這種認識論的轉向再一次撼動了囿於狹小私人領域的“盡心知性”的內向性道德修養的根基，從傳統相對封閉的私人領域走向開放廣闊的公共領域已成當代中國社會道德修養的選擇路徑。
最後，“成聖成賢”的精英道德遭遇公民道德的挑戰。既推崇“天人合一”道德人格形上境界，又訴諸日常生活禮儀綱常，具有相對成熟和完備規範架設的，發端於傳統同質性社會的中國道德修養體系，對於完善和拓展少數社會精英分子個體精神家園無疑有其一定的道德修養價值。但是，這種以“成聖成賢”爲個體境界的精英道德修養，既放逐或遠離了僅以謀求有尊嚴地活着的廣大民衆道德主體的普適性資格，更遭遇經濟成分多元、社會職業多樣、地位差距拉大、價值取向多元的當代中國轉型社會中所成長起來的公民道德的挑戰。公民道德對“成聖成賢”精英道德的挑戰既表現爲對傳統道德修養體系的懷疑、動搖，更積聚着一種建構合乎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生活方式道德修養體系的深刻的社會力量。
三、當代中國公民社會語境中的道德修養
中國社會是否已經進入了公民社會，這是一個需要採用制度性和組織性若干指標評價的實證的社會學話語，然而處於轉型中的當代中國社會正在走向公民社會，已經不僅僅是一種願望或猜想，而是一個確定無疑的社會發展的經驗事實。30年改革開放在社會領域引發的根本變革，就在於其成就了中國社會由單位社會向公民社會的深刻轉型。儘管公民社會在全球範圍的實現程度和發展水平錯落不齊，但它作爲國家、市場、社會公衆等不同力量處於一種平衡狀態的異質化、公共化結構的社會形態，總是一個需要以民主、商談、參與爲其文化特質的社會。“一個公民社會就意味着這裏存在着一部滲透着自由、民主和****理念的憲法，衆多充滿着活力的民間團體，提供製約與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領域以及擁有公正、責任、寬容、善於對話、善於妥協、積極參與之精神與素質的普通公民。”公民社會的上述文化特質不僅存在於政治領域、經濟領域，而且也滲透於道德領域，進而催生社會道德的文化轉型。這種文化轉型在道德修養領域將發生什麼樣的歷史性變遷?它的獨特之處在哪裏?公正地說，對這個相當獨特的道德文化，不僅從文明的層次上反思還很少，就是對其內部的相當精密微妙之處的解析也極爲鮮見。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爲，當代中國道德修養及其轉型，對倫理學的發展來說，具有極爲重要的意義;對道德修養及其轉型的特點、運作邏輯及其轉型的研究應當成爲當代中國倫理學發展的新的靈感來源和動力源泉。在這裏，我們無意詬病傳統的“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養體系，相反，我們依然認爲，“心性求索”是道德修養的重要形態，因爲，道德修養作爲個體化的道德實踐活動，產生於個人自我確證、自我肯定和自我發展的需要。但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途徑及其過程進行個體精神世界的道德修養則是社會的、歷史的;當“心性求索”作爲一種主體道德修養形態的合理性、合法性所依存的微觀生存環境和宏觀社會形態不再依舊，就需要對其進行適時的修正、完善，從而使道德修養體系得以形成與發展了的社會形態和人們的具體生存環境相適應的新型道德修養形態。筆者以爲，“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養體系是與以“民主、商談、參與”爲文化特質的公民社會相適應的當代道德修養體系的可能選擇。目的倫理學認爲，道德修養不只是遵循規範，而是一種可能的生活方式。規範是爲了生存，修養則爲了生活，道德修養當以人爲目的，指向人的幸福的生活方式。
所謂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養，指的是一種奠基於生活的、以生活意義爲價值訴求並主要透過日常生活交往中的經驗教化、習俗規範、制度創新來影響人的道德認同、陶冶人的道德情感、磨礪人的道德意志，進而達致某種道德境界的道德修養形態。主張以生活濡化作爲當代中國公民社會語境中的道德修養形態的學理依據有二：一是生活的道德性;一是道德修養的“生活”性。生活的道德性，是指生活不僅爲了活着，而且更需要有意義、有尊嚴地活着。人的生活過程就是一個不斷髮現意義、生成意義、實現意義的過程。意義問題就是生活的道德性問題。人不僅擁有感性生活，而且擁有意義生活。這種意義生活既產生於感性生活又爲感性生活提供價值目的和意義參照，從而真正實現人有德性的幸福生活。生活的內在法則是生成的、開放的、超越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活不僅是實然的，更是應然的;不僅是慣常的、不證自明的，更是可供選擇的，創新的與超越的。生活濡化式道德修養的生命力就在於其秉承了生活的這種超越性與創新性，爲每個個體的道德修養不斷注入新的價值與不竭動力。道德既構成生活意義的解釋系統，使人對生活意義有更合理、更深刻的理解;又構成生活意義的目的系統，使人的生活得到更爲合理、更爲完善的展開與提升。道德修養的“生活”性，是指道德修養作爲一種道德實踐的活動方式總是表現爲人們的生活方式或者表現着人們的生活方式。道德修養賦予人的生活方式以意義，道德修養的價值植根於“美好生活”或“人生幸福”。換句話說，一種道德修養，如果忘掉了人的生活、遺棄了人的生活，它就不再是人的道德修養;而人總是以自己的尺度來衡量、估價和選擇適合於人自身生活的道德修養方法和途徑。道德修養作爲人的生活方式，具有爲我性、求善性和內在超越性。據上所析，較之於“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養形態，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養，在本質上是一種更合乎當代中國公民社會語境中公民道德成長特性及其發展規律的生成性道德修養模式，其最終目的是將公民歷經生活檢驗的合理的價值與信念納入道德修養體系，以加快完成人的精神世界和行爲能力，即：知與行的同構過程，從而實現某種理想的道德修養境界。換句話說，在生活濡化的道德修養視域中，道德修養主體不再只是一個靜觀的凝視者而必須是一個行動的實踐者。誠如胡塞爾所言：“當我們面對面談話，互相握手致意，有愛和恨，在思考和活動中，在辯論中互相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經常處在那種人格主義的態度中。”以生活濡化爲路徑的開放式的道德修養昭示着這樣一個事實：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個宏大的道德修養場域。
以生活濡化爲向度建構的道德修養體系的哲學基礎是道德自由。所謂道德自由是指人們獨立自主地進行道德選擇和道德判斷的能力。沒有一種初始的道德自由，人類的任何道德修養都將成爲不可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寧願贊同“自由建構一切”的哲學理念。以道德自由爲哲學基礎的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養的實踐價值集中表現爲：道德修養主體不再迫於外在的某種權威規定，而是根據人之爲人的生活的道德需要自主選擇道德原則、踐履道德行爲以實現人的道德權利，維護人的道德尊嚴，模塑體現豐富人性內涵的獨立的道德人格。
較之於同質性社會形態中的“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養體系而言，充分彰顯“民主、商談、參與”的公民社會特質的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養體系呈現出自主性、公共性、公民性三大文化特質。自主性特質，源於以“民主、商談、參與”爲文化特徵的公民社會，使每個公民獲得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時間、更寬的社會交往空間和更理性的道德權利選擇。按照科學的理性去踐履自我道德修養的方法、實現自我修養的道德境界，是公民社會道德修養自主性的核心內容。公共性作爲生活濡化式道德修養的文化特徵，源自孕育於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公共領域的不斷擴張。修煉公民個體的公共精神構成道德修養從“內聖修己”的“私域”向“外王安人”的“公域”與“私域”整合轉型的核心價值。生活濡化式道德修養的公共性既蘊含着個體對他人的存在以及與他人關係的恰當理解，更表現在於人們透過對公共利益的普遍追求，參與公共事務，致力於改善公共生活、建構公共秩序，從而構建一種合乎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生活方式語境的道德修養體系。公民作爲公民所應具有的基本道德修養能力、責任及其習性的可能性則構成生活濡化式道德修養公民性文化特質的主要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