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央提出四個“始終重視”是支援糧食主產區的總政策。財稅政策在這個政策體系中具有前提性與現實性的意義，主要包括實現城鄉稅制的統一，強化農村義務教育，按WTO農業協定與農業產業化要求加大對產業化、科技化、生態建設、公共物品的供給與社會保障的投入等重要方面，還要支援農地產權制度、精簡基層政權、戶籍制度與農民進城政策等方面的改革。
關鍵詞：糧食主產區 財稅政策 產業化 公共物品 農地產權
一。中央提出四個“始終重視”是支援糧食主產區的總政策
促進“三農”發展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三農”中又以糧食主產區的問題最爲緊要。爲了從根本上支援糧食主產區的發展，中央在“五個統籌”的基礎上又在2003年年底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我們必須始終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始終重視嚴格保護耕地和保護、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始終重視維護糧食主產區和種糧農民的利益，始終重視增加農民特別是種糧農民的收入。”爲落實這四個“始終重視”，在隨後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還作了更爲全面、具體的部署。不難看出，在共和國曆史上，這是中央對“三農”問題特別是糧食主產區問題真正下決心、動感情的特別關注，其目標所向，已經不僅僅是歷來所看重的糧食產量的多少，而是種糧農民利益和收入的增長幅度，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提高。應該說，這是中央農業政策的一種歷史性轉變。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重視農業甚至達到“以糧爲綱”的地步，然而其本意不在農業本身如何發展，而是農業能爲工業提供多大支援。爲了工業化，國家運用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用沉重的農業稅費負擔，用隔離城鄉的戶籍制度，用諸多制約農民的社會組織制度和政策，從多方面剝奪農業剩餘價值，制約了“三農”的正常發展。改革開放以後，國家也曾多次強調重視農業，但是對“三農”的漠視非但沒有本質性的改變，反而因爲走了一條按照GDP取向的發展道路，東南沿海尤其是城市的經濟發展很快，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大爲提高，而對GDP的增長貢獻小的農村則越來越窮了，農民人均純收入多年負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84年城鎮居民收入是農村居民的1.71倍，1998年增長到2.52倍，2001年爲2.9倍，2003年進一步增長到3.24倍。
除了政策因素，還有國情的制約。我國人口多，農民比重大，資源相對貧乏，農業生產力落後，是“三農”發展的四大現實障礙。糧食主產區的問題更嚴重。第一是糧食的生產者太多。據初步統計，目前4.98億農村勞動力中有2.76億人在種糧食，每個糧農（除了自己）只供給3.71個國內消費者，而糧食的需求彈性又極小，幾乎不受價格變動的影響。這就使得在正常年景下必然會供大於求，形成賣糧難與價格下跌的窘境。如1996年每公斤糧價爲1.43元，到2001年爲1.09元，下降23.7%，而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卻在上升，“剪刀差”不僅仍然存在而且還呈擴大的趨勢。這說明，糧農想透過價格的途徑增加收入根本不可能。第二是畝產已達到極限。因人多地少，我國糧農普遍選擇精耕細作以替代資本的投入，致使糧食畝產已與世界農業大國的水平相近或更高，按照現有農業生產力的水平已達到極限了。根據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若要再增加要素的投入以促使產量上升，其成本上升的幅度必然會更高，說明靠增加產量來增加收入也行不通。第三是生產的形勢很不穩定。在人類因環保失誤而自然災害頻發的當代社會，因歉收而影響供給的事常有發生。尤其在我國，13億人對糧食需求的基數大，稍有不足就會給全社會帶來巨大震動。從全世界糧食供求看，發達國家大量剩餘與窮國億萬人捱餓同時並存更是常態。我國人口多，若遇糧食危機依靠大量進口是國力不濟的，也是極危險的。第四是加入世貿組織後外國農副產品的衝擊。在國際市場上，我國農副產品成本高，質量次，競爭力遠不如發達國家。如養豬是糧食主產區的最大副業，我國豬肉2000年的產量約佔同期世界總產量的45%，但因疫病、藥物殘留等問題，其出口額僅佔當年世界豬肉市場的1.75%.由於上述政策與國情的影響，糧食主產區的問題在“三農”中分外突出，廣大糧農已近乎赤貧。據有關人士對重慶黔江地區5個貧困產糧縣中875個農戶的調查，2001年人均純收入僅有841.61元。①因而，產糧大省的許多糧農爲了生計都不得不拋棄糧田去城市打工。從發展的趨勢看，讓城市“消化”更多的農民是緩解“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然而由於缺乏技術，素質低下，還有種種政策歧視和不公平待遇，部分進城農民勢必一時難以找到工作，有崗位的還會長期領不到工資，成爲遊離於城鄉之間的“邊緣人”，是城鎮中最缺乏保障也是最不安分的弱勢羣體。有資料顯示，現有4.98億農村勞動力中大體上有2.23億處於隱蔽性失業狀態並且主要來自糧食主產區的剩餘勞動力，其剩餘率爲44.76%.②這麼大的一個羣體，無論在鄉務農或進城謀生，簡單再生產與基本生活都難有保障，正常發展就更難了。這不僅關係到社會穩定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還關係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遠大目標。因爲任何發展水平的實現，都必須首先以8億農民的水平爲標準，丟了這個大頭，一切非但沒有意義，也是不可能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