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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紅樓夢》人物對話英譯的言語行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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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本文運用言語行爲理論,選擇《紅樓夢》人物對話及其英譯作爲研究對象,選取楊憲益、戴乃迭譯文和霍克斯譯文作爲分析文字,抓住《紅樓夢》中具有典型性的對話實例作深入分析,分析了譯者如何人物對話中的言外之意。

關於《紅樓夢》人物對話英譯的言語行爲分析

[論文關鍵詞]對話翻譯;言語行爲理論;會話含義;語篇分析

本文運用數據方法,選取楊憲益、戴乃迭合譯的ADreamofRedMansions(以下簡稱楊譯)和霍克斯(DavidHawkes)所譯的TheStoryoftheStone(以下簡稱霍譯)中既有代表性又有普遍意義的例子,在比較宏觀的視野範圍內對人物對話的英譯進行比較和分析。筆者從人物對話言語行爲的語用力量人手,分析譯文命題內容的語用效果。接着,分析命題內容的變異現象,比較譯者的翻譯策略。最後,結合語用力量和命題內容兩方面,分析楊譯和霍譯翻譯施事句中的行爲動詞顯隱化處理的策略。

一、對話英譯的語用力量分析

《紅樓夢》的兩個譯本(楊譯和霍譯),綜合語境與情景語境構建的言語環境,分析了譯者如何處理言語行爲,體現原文對話的語用力量。

1.文化語境在言語行爲翻譯時的體現
  “語境可以指語篇內部的環境,即‘上下文’(1inguisticcontext,CO—text);它可以指語篇產生時的周圍情況、事件的性質、參與者的關係、時間、地點、方式等,可稱之爲‘情景語境’,(situationalcontext);它可以指說話人所在的言語社團的文化和風俗人情,屬該言語社團的人一般都能理解其在語篇中的意義,可稱之爲‘文化語境’(culturalcontext)”。按照語境的分類,譯者在翻譯言語行爲時,既要着眼於大的文化語境,又需綜合對話的情景語境,以便正確理解對話內容中的言語行爲。基於這個基礎,譯者儘量在譯文中重構一個與原文大致對應的言語環境,將原文的言語行爲比較充分地加以翻譯。
  例如原文對話中“阿彌陀佛”一詞,從文化語境角度看,它表現出漢文化歷史環境中經過佛教信仰的潛移默化,人們在思想和行爲上受到的影響。原文主人公在表達強烈情感時會發出“阿彌陀佛”的感嘆。楊譯和霍譯因讀者羣取向和文化意識的差異,在翻譯上呈現出不同的文化傾向。
  楊譯把“阿彌陀佛”多直譯成AmidaBuddha,霍譯採取歸化處理,譯文帶有西方基督教文化色彩,如HolyName,Blesshisholyname等。霍譯對“阿彌陀佛”的歸化處理,按照對應的言語行爲,取了西方人表達情感的口頭語形式,但在某些語境造成了不易調和的矛盾。例如文中有兩處主人公唸了“阿彌陀佛”,都被聽者拿來取笑做文章的情節。一處在第二十五回黛玉保佑寶玉,一處是第五十七回一向不信神佛的寶玉,爲了林妹妹早日康健,也忍不住“病急亂投醫”地“阿彌陀佛”。
  例1:聞得吃了米湯,省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薛寶釵便回頭看了他半日,嗤的一聲笑。衆人都不會意,賈惜春道:“寶姐姐,好好的笑什麼?”寶釵笑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渡衆生,這如今寶玉,鳳姐姐病了,又燒香還願,賜福消災,今纔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緣了。你說忙的可笑不可笑。”(第二十五回)
  霍譯:“1wasthinkinghowbusyHeoftheHolyNamemustbe,”Bao—chaisaid.“Apartfromworkingforthesalvationofallsentientbeings,Hehastoprotestthesick andhastentheirrecovery—nottomentionwatchingoverplightedcouplestomakesurethattheymarryandlivehappilyev—erafter.WhatalotHehastokeepHim busyIDontyouifndthethoughtratheramusing?’’

例2:正值黛玉才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迴廊上手裏做針鑿,便來問他:“昨日夜裏咳嗽可好了?”紫鵑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寶玉笑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第五十七回)

霍譯:“ThanktheLordofrthat!”saidBao—yufervently.“Ifonlyshecouldshakeitoffalto—gether!”Nightingalelookedupathim withamusement:“It’SnotoftenwehearyoucallingontheLord.”Bao—yuretuned hersmile:“Anydoctorwilldoin anemergency.”
  以上兩例,如來佛譯成了主和上帝,霍譯把原文的漢文化背景處理成西方基督教文化,置換了原文語用力量依存的文化語境。

針對霍譯的“變佛祖爲基督”的歸化傾向,已有學者作過論述。如崔永祿認爲不能對一個民族獨有的文化特徵作再創造或改變,否則就會產生文化資訊遺失。因爲,改變原文的文化特徵往往會揭示出兩種文化的相對關係。這種改變也使譯文讀者失去了解原文文化、做出反應的機會。該文指出“基督教的上帝就取代了佛教的‘阿彌陀佛’和中國儒學傳統的‘天’。急難時呼佛、做事情靠天,正說明了佛教和儒學是中國文化的兩大支柱。翻譯時不去傳達這些東西,而統一地代之以西方人的信仰,要基督教的上帝來解決問題,那中國文化的位置又在哪裏呢?”這些評論客觀上反映了譯者在處理文化內容時因讀者羣的不同產生的問題。霍克斯在論及譯者的職責時說“譯者的忠實是多角度的。他要對作者負責,要對讀者負責,還要對文字負責。此三者不可能同一,通常很難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