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着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利用外資直接投資發展極爲迅速，從1978年的11.7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23.95億美元，增長了77 倍。國內外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產業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從而改變東道國產業結構，如果利用合理，能夠促進東道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優化，但是反之，則會對東道國產生負面的影響。本文利用1978-2008年這31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透過協整檢驗和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對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影響進行了實證性分析。檢驗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但是外商直接投資和產業結構變動之間不存在長期穩定的關係。因此，我國在引進外資時應該合理配置以達到FDI對東道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效果。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協整檢驗
1、引言
1.1 選題背景及意義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外商直接投資不斷的引入，我國的產業結構也發生了一些重要改變。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產業結構處於被動的適應性調整階段，而當時我國引入外商直接投資還處於起步和發展階段，規模較小。到了1987年左右，外資的加大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我國長期以來的重工業比重遠高於輕工業的局面，產業結構開始調整改善。1992年，改革的深化使得外商投資環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吸引了更多的外商的投資，我國引入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隨着外商對一二三產業的投資的加大，國內的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開始得到了發展，產業結構的高度化進展顯現，尤其是第二產業更爲突出。1997年受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儘管該階段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降低，但是外商對於工業投入的熱情卻沒有減少，2001年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對我國的GDP的貢獻率達到了20.3%[1]。隨着中國的加入WTO，近八年以來，我國外資產業政策有了重大的修改和調整，我國經濟學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與日俱增，並且高技術產業和資金密集型產業等第二產業的競爭力越來越強，第三產業開始成爲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領域。
就三次產業的變化情況來看，我國產業結構呈現出第一產業比重逐年下降，第二產業、三產業逐年上升的趨勢。從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來看，我國產業結構正經歷着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變爲高技術、資本密集的產業。無論實踐還是理論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有利於東道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儘管從現象上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產業結構的確產生了一些積極的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資和我國產業結構是否存在必然的關係，並且是否對我國產業結構產生了影響，本文將進行深入的定量分析。
1.2 文獻綜述透過對國內外相關的文獻的閱讀，國外的起步較早，研究也較爲成熟，而國內的研究主要以實證研究爲主，而目前國內的研究多以討論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經濟增長，或是地區經濟發展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國外學者已經開始對於外商直接投資的積極影響作具體深入的分析。
1.2.1 國外關於關於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近年來，國內學者國外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文獻較多，既有理論研究又有實證研究。
理論上來說，其實早在20世紀60年代，錢納裏提出的雙缺口模型就指出利用外資有利於解決儲蓄和外匯缺口，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轉換。到了 70年代，赫爾希曼從技術缺口角度提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於發展中國家調整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有積極作用。70年代後期，日本教授小島清利用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原理提出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再次論述了東道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可以有效改善其產業結構。
實證方面，國外學者主要檢驗了外商直接投資透過供給增加、外貿增強、技術溢出或市場結構優化等方面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產生影響。Hunya[2] (2002)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對羅馬尼亞的出口影響，發現外商直接投資沒有改變該國的貿易結構，只是更加強化了本國傳統的優勢產業，沒有起到優化結構的作用。Akbar和Bride[3](2004)以匈牙利銀行業爲例，指出了以市場爲導向的外商直接投資有利於轉軌經濟國家長期發展，而以資源爲導向的外商直接投資不利於東道國企業技術進步。Eva[4](2005)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捷克產業結構的調整期到了促進作用，有利於東道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1.2.2 國內關於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國內對於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方面理論研究並不多，以實證分析爲主。大多數文獻認爲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的轉變，但是對於此方面的`計量檢驗分析不多。
國內討論外商直接對於產業結構的影響的定量分析主要可以概括爲三個方面：一是利用統計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江小涓[5](2002)分析了跨國投資最密集行業的資本和技術密集特性及外商擇資企業出口的高新技術產品在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中所佔比重,從而得出外商直接投資有利於產業結構的升級的結論。鄭澎[6](2009)回顧了30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從外商直接投資於產業結構升級關係角度，對外商投資在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中的正反兩方面的影響進行了具體的分析。盧陽春和吳凡[7](2009)對1978-2008年我國GDP三次產業機構變動數據和FDI相關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演進所起的優化效應有所差異，但總體來說主要表現爲資本形成和促進效應、技術溢出效應，示範效應與競爭效應等方面。二是透過迴歸分析方法，以政治經濟各種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作爲解釋變量，以各次產業的工業增加值或各產業的GDP產值爲被解釋變量，分析外商直接投資是否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內容本文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首先對檢驗模型進行了介紹，然後選取1980-2007年三產業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各自佔比，和三產業產值佔GDP比重的時間序列數據，利用協整檢驗和格蘭傑因果關係實證檢驗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
本文的具體內容安排：
第一部分引言，提出了該選題的背景及意義，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進行了總結，並給出了本課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內容。第二部分模型理論概述，主要是對實證檢驗中運用到的模型和理論進行了概括性的描述。第三部分運用協整檢驗和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進行了定量分析。本文最後爲結論部分，總結實證檢驗的結果並提出了未來進一步研究的展望。